瞭望东方周刊万宏蕾2015-03-26

   

  从2014年3月到2015年3月,这一年里的中国民航飞行员们,心情百味杂陈。

  这期间,一系列全球空难中的最后一起,发生在2015年2月4日。那天傍晚,喧嚣了一天的上海还没有归于平静,东航年轻的副驾驶刘昕刚刚从厦门飞回浦东机场——他在过去的5个小时执行这次往返航班任务——打开手机,就被“台湾复兴空难”刷屏。

  再之前,“伊春空难”机长齐全军因重大飞行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一架飞机最好的安全装置是飞行员。在中国,3万多名飞行员撑起了整个民航运输线。

  根据航空教科书的叙述,飞行过程中的动态变化,需要飞行员高度集中注意力,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去准确感知。空中天气情况、前后机距离、空域活动状况、飞机频繁活动段等都是监测重点。飞行员的精神状态、心理压力,直接关乎每趟航班的安全。

  而从1984年的140架飞机开始,谁能想到30年后,中国民用航空业已经拥有近1500条航线、辐射全球46个国家。甚至,北京已经成为仅次于亚特兰大的全球第二大繁忙机场。

  改革不断刺激、推动着航空公司,也深切地改变着中国的民航飞行员们。


  飞行员门槛越来越高

  “复兴空难”第二天,东航上海飞行准备室,盛彪正带领机组人员准备国际航班的飞行。

  打开几乎陪伴他经历了所有飞行的深色飞行资料包,检查飞行用具、确认航路情况、目的地及备降场的天气。最后,这位东航空客A340、A320机型中资历最老的机长,又把有关本次长途飞行的通告通读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年过五旬的盛彪,还是东航上海飞行部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以及中国民航飞行员协会华东代表处主席。其飞行生涯始于33年前:从航校毕业后,分配到民航上海管理局。彼时,邓小平批示“民航一定要走企业化道路”,中国民航到了实施政企分离的关键节点。

  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有人将其比喻为“分家”。“我当时作为年轻飞行员只能去企业,资历太浅,想留政府或机场也轮不上。”1988年,盛彪加入了原民航上海管理局基础上成立的东航。

  在改革前的很多年里,中国民航处于半军事化、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下,按照空军的标准招飞行员,“当时更看重政治素养、身体素质。由于经历过特殊年代,大家的文化课水平要薄弱一些。”退役机长沈品礼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他在部队“锻炼”两年后进入航校,“更多是战备训练,野营、拉练、甚至挖地道。”

  沈品礼毕业后先飞“三叉戟”,播种、护林、洒农药。“飞得好了领导就会把你提拔起来做机长,不同于现在必须经过严格的飞行小时积累,当时要宽松一些。”

  而东航飞行员刘昕在约30年后自费进入航校时,“3个月要学十几本书,有的专业课一星期上完,马上考试。”

  现在出于安全考虑,连飞机停驻都是学员们必须注意的内容:必须排列得整整齐齐,飞机停靠后机头不能超出警戒线。

  而根据2014年6月通过的《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则》,2016年起,新申办飞机驾驶员执照的飞行员地方口音浓重且改不过来的,不能上岗。

  飞行员的门槛越来越高,飞行安全始终是“雷打不动的铁律”。经历长期严谨有序的职业学习,正在转机长的刘昕笑言自己几乎都有点强迫症,“比如过站加油,油箱盖板和加油面板一般要反复检查两次并心中默念,外加用手触摸证实后,才能安心离开。”


  被管理的恋爱

  刚刚40岁出头的孙慧已是东航A300机长、教员,G200机长,兼任中国民航飞行员协会常务理事、《飞行员》杂志副总编辑。

  他1997年从上海理工大学改学飞行——业内简称“大改驾”。当时“共有2000多人报名,初检淘汰到200人,最后只招了7人。”孙慧说。

  “上世纪90年代末1个月能拿1万元已经很不错了。”孙慧说,“最终名单公布后,寝室的人比我还兴奋,盘算着这一万元该怎么花。”

  早期飞行员的报酬并非按飞行小时计算,而是工龄工资,“部队的待遇比地方更高。”沈品礼回忆,当上海平均工资37.5元时他一个月能拿67元,“不过,五六十年代的人更加在意精神荣誉。”

  高薪的另一面是一个被媒体经常引用的数据:1979年至1999年间,被停飞的民航飞行员近半因为压力过大。

  大多数飞行员在飞行前一天就需要进行准备:比如要飞空客A320机型,前一天晚上必须通过网上的10道A320机型随机考试,如果不能通过就继续答题,直到全部答对为止。

  在脱离军队管理数十年后,党的组织在航空公司、特别是国有航空公司仍发挥着关键作用,比如了解飞行员恋爱情况,而离婚者短期内是不能飞行的。

  孙慧进入东航后不久,“自1978年以来最深刻、最广泛,带有根本性的民航体制变革”在2002年3月拉开帷幕。

  与飞行员切身利益联系最紧密的航空运输企业改革重组,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政资分离、政企分开。”盛彪回忆。

  东航、国航、南航三大集团成立,今天国内民航市场的格局基本奠定。“熟悉了几十年的体制和隶属关系说变就变了,思维上转不过弯来。”盛彪说。

  无论如何,此次改革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实体意义上的“大民航”正式解体。


  80万元买断终身

  根据《中国民航驾驶员发展年度报告》,到2014年12月31日,全国民航驾驶员有效执照总数为39881本,“能飞CCAR-121部就已经是商业飞行中的最高等级,国内不超过1.6万人。”像孙慧这样飞“121部”的机长中,能服务于高端客户的公务机飞行员更是凤毛麟角。

  从学员、副驾到机长、教员的飞行员职业发展道路并非一路畅通,至少要经过10年打磨,“一旦发生通讯失效、飞错高度、飞错跑道等不安全事件,飞行员个人安全记录都会留下污点。飞机冲出跑道在业内就是严重事故征候。”孙慧说,“飞行员值钱就值钱在这里,飞机上出现任何问题,飞行员都有责任。”

  严重时,机长可能降为副驾驶,副驾驶降为学员。

  想当飞行员的人越来越多,但像刘昕这样自费拿到飞行执照的学员目前还只占很少比例。

  之前在东航从事地面广告工作的刘昕,23岁时自费进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学飞行员,“2年需要七八十万元学费,不过这些费用在毕业与东航签约时就由公司报销了。”最终,刘昕与其他委培学员一样,签的是终身劳动合同。

  2005年8月,第三轮改革启动——国家民航总局颁布《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试行)》,民营航空公司的崛起为飞行员流转提供了市场环境。

  沈品礼说:“身边好几个同事都流动到刚成立的民营公司去了,当时连我自己也产生过离职的想法,不过领导不批,最终还是踏踏实实干到了退休。”

  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飞行员流动现象,但新成立的民营航空公司四处高薪挖人。

  “一般都是因为经济原因,或者想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盛彪分析,“以前国企的工资较低,一个有10年飞行经验的飞行员,跳槽后可能涨薪50%。”

  一方面,天空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内通用航空产业发展不足,导致中国飞行员,尤其是成熟飞行员极度稀缺;另一方面,中国几乎所有航空公司和飞行员签订的都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此种背景下,飞行员离职、跳槽甚至会上升到“国有资产流失”这一高度。

  外资航空公司带来的反差也让人动心:中华航空、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劳动合同都明确了具体的服务年限——15年、7年,其后离职不用负担任何费用。

  沈品礼有着几十年的安全飞行经历,在他看来,航行任务中最宝贵的易耗品资源有三种,除了燃油、时间,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飞行员的个人精力。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1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