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覃柳笛2015-04-16

  劳雷影业总裁方励2014年拍了一部片子叫《后会无期》。作为这一类影片的典型代表,它赢得6.5亿元票房,估计回报率超过350%。

  方励曾被称为“地下电影教父”,他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实是《红颜》《颐和园》《苹果》《观音山》《二次曝光》这些带有文艺气质的影片。

  《观音山》上映前,韩寒给这个“韩寒背后的男人”发了条短信,“商品是可悲的,艺术品是可怜的,商品中的艺术品是可贵的。”方励深以为然,并称之为自己作为制片人的追求。


  年轻人的共鸣也需要改造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做了统计,最近这些年一些题材兴起、一些题材没落,你在题材上有偏好吗?

  方励:我们在题材上没有偏好,其实是看机遇。现在开发的剧本什么题材都有,包括《消失在印度洋》这样的海难片,黑色喜剧、科幻片等等都在启动。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不是说投观众的喜好,而是给观众惊喜。

  要想着观众,不要自说自话,不能自恋,要不然就是自取灭亡。首先我们要活在观众里面,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我们其实是跟大家在一起的,我们的呼吸、节奏是一样的。

  我们只能感觉观众,同时去超越观众已经能看到的东西,给观众不一样的新奇。

  比如说一部电影,连一个人物的职业背景都需要反复考虑。这个背景能不能给观众带来一些额外的礼物?设计一个职业恰恰能给观众一个惊喜,顺带获得一些新知,看到一些神秘和传奇。

  《瞭望东方周刊》:青春片的成功是怎么回事?

  方励:我们每个人都年轻过。人类的大量情感是有共鸣的,我永远在寻找共鸣点。市面上青春片出现过一系列跟风的电影,从《失恋33天》到《致青春》都是小清新,但我们觉得这只是一类青春,青春远远超出了小清新,青春是很丰富的。

  比如《万物生长》,我们定位为青春爱情片。这个青春是非常真实的,是立体、活力、饱满的青春,而不是单一的小情调的。充满了青春期的各种特点,欲望、迷茫、东张西望、放肆……

  无论是哪一个时代的人,不管是曾经青春、还是正在青春,都能找到共鸣。李玉和编剧在改编创作的时候,把冯唐原小说的时代改变了,更有普适性了。


  韩寒拒绝修改剧本

  《瞭望东方周刊》:《后会无期》这类影片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一种现象,如果不是韩寒导演能成功吗?

  方励:不可能,绝不可能。首先票房有一半都来自他的粉丝,有一半来自于他自己。其实这个电影的模式很特殊,剧情很弱、戏剧化很弱、故事性也差。我曾提出要他修改剧本,他很轴,我提的意见我想他接受了一半吧,有一半根本没搭理我。

  我做剧本做了这么多年,也参与写剧本,熟悉剧本规律。《后会无期》中本来有很强的故事性,但他不愿意要,那就是他的风格。他写小说也是这样的,他喜欢写随感、写杂文,他这种片段式的东西很多。

  但是从开机我盯了一个礼拜,看他的调度,看演员的表演,觉得影像和演员状态呈现出来不差。我担心的是结构,所以电影拍摄前三分之一时间我在,后三分之一时间我在,中间的我就溜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韩寒、郭敬明这样的作家转型导演现象?

  方励:所有人都是跨界的。现在中国电影协会三分之二会员都是跨界的,导演科班出身的真的不多,真正学导演最后变成导演的寥寥无几。

  其实电影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我召集过很多人做电影,都是非电影专业出身。所以只要热爱电影,从实践中学习都能成长起来,我鼓励所有热爱电影的人都可以来做电影。

  我自己就是跨界的。我从小喜欢电影,喜欢摄影,喜欢文学,好奇心很强。刚开始做电影,那时候纯玩票。真正开始热爱这一行,是在我投资完《安阳婴儿》,我去了戛纳,被电影观众的热情、对电影的尊重和喜爱所打动,觉得还值得继续做,就一直做下去了。


  拍电影要动脑子

  《瞭望东方周刊》:说说正在没落的题材,比如历史片、严肃片。你的电影历程分为商业电影时期和之前的地下电影时期,你怎么看现在对于审查制度的抱怨?

  方励:就拿我长期合作的搭档李玉来说。从《红颜》《苹果》《观音山》,到《二次曝光》,每个电影可拍性都挺强的,即使是文艺电影也有很多娱乐成分。

  但仔细想起来,我们有三次反省。《红颜》反省的是明星效应。拍《红颜》时完全忽略了这一点,结果我们路演的时候没有媒体号召力。那时我们意识到,一个电影需要营销、需要知名度。我们从《苹果》开始,用全明星阵容,明星也给我们很多免费的资源。

  但拍《苹果》时,我开始反思对体制的理解,怎么把握创作的度。《苹果》是个惨痛的教训,因为尺度的问题被禁了两年,公司关了两年。我们开始把握尺度,研究怎样在允许的范围内去提高可看性。

  《观音山》原来的剧本被毙了,我们做了颠覆性的修改,最后成功在院线上映了,居然还赚到钱了。我们尝到了甜头,原来在尺度内,也可以有艺术追求;在有限的政策里面,还是可以追求自由表达,就看自己的智慧了。后来《二次曝光》,从剧本到出片完全顺利。

  第三次反思是在《观音山》之后。《苹果》因为成本有限,使用肩扛手提的移动镜头。移动镜头的优势是生动、真实,但我有朋友反映说看吐了,镜头太晃了。《二次曝光》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晃了,我们的电影制作投入和工艺每一步都在提高,让电影更好看更精致。

  我们自己在成长,电影市场在成长,成本在成长,周期也在成长,这是自动的、不断调节的过程。我们的经历也反映出中国市场的成长。

  现在很多人说电影做不好是电影审查的原因。其实根本不是,跟那个没关系。电影质量的高低根本不是因为审查制度,只是说如果标准更宽泛一点,会更精彩,而不是说因为审查制度,所以质量很差。

  质量很差,是因为把做电影的初衷丢了。


  大众消费才是健康成长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式大片”为什么就不能获得和好莱坞一样的成功,比如特效制作,为什么宣称花钱越多、看起来越粗糙?

  方励:特效是很重要的支撑点之一,但不是所有。特效能在有限的成本下展现无限的想象力,但是特效不是用来炫技的,炫技走不长。

  我们现在做的《消失在印度洋》,就是大量特效制作。其实我也总是不服气,为什么只有好莱坞能做这种效果?

  国内目前一些特效电影技术完成度不错,说到底还是故事差。谈到国内的特技团队,也并不差,缺少特效和剧情的关系。中国电影如果要越走越远,要做成产业,在剧本创意阶段,全线人员都得参加。不是说只有编剧才能写剧本,有可能有一个人是执笔,但创意是整个团队的,声音、后期、画面、特技、特效、拍摄、营销团队、发行团队等等,所有人的意见都需要考虑。

  《瞭望东方周刊》:国产电影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在国际分工上,就是青春片、某类喜剧片的生产地吗?

  方励:因为中国电影才刚刚在起步,还没有成熟,没有达到市场细分和理性的运作模式,是混乱阶段。大量热钱莫名其妙投入,扰乱市场,水涨船高,电影制作成本越来越高。

  毕竟电影首先是做文化,一个电影产业要有生命力,要靠内容;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内容没有好的商业模式来支撑,就越做越烂,越做越垮,越来越萧条了。两个都不能丢,二者从来就没矛盾过。

  中国电影快速增长应该是在2005年、2006年,高速增长是从2009年一批都市爱情片如《非常完美》起来之后。我是整个过程的参与者。

  我记得很清楚,2005年我发行《苹果》的时候,走过很多城市,那时在豪华购物中心里的现代多厅影院寥寥无几。到现在,万达已经成为标杆性企业,逐渐把年轻人的生活模式改变了。

  2007年、2008年以后,看电影才成为大众的一个常态消费模式。大家逛商场逛累了,去看个电影,然后消费各种美食,电影的变化就很大了。大众消费模式对电影才意味着健康成长,让电影出现有序成长的可能,因为影迷文青总是小众的。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7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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