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郑秋轶2015-07-02


  6月初,央视晚8点档的收视纪录被一部纪录片打破。这部片子名为《与全世界做生意》。

  该片总导演、央视纪录频道副总监周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片子播出后的反馈值得研究。“就像网购,一般都会先看差评,这个片子差评非常少,只有个别从专业角度评价剪辑、节奏等。大家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东西,尤其是年轻人的看法很有意思。有人说,世界这么大,活着总得闯一闯。”

  《与全世界做生意》共7集,每集50分钟,讲述了30多个正在发生的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业故事,足迹遍布亚、非、欧、北美、南美和南极洲6大洲、12个国家。

  2012年,这部纪录片开始筹备;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2014初,“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很多人问周艳,是专门为“一带一路”拍的吗?她说,这只是一个巧合,“但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强调沟通、交流、走出去。”

  周艳曾是纪录片《大国崛起》和《公司的力量》的总导演。“《大国崛起》是国家视角,《公司的力量》从中间层面考虑问题,但始终没有关注到个体。我们希望从微观层面讲述经济生活的故事。”


  找对故事成功一半

  真正启动拍摄是2012年8月。创作之初,周艳设了“三个套”:不要什么,要什么,空间和时间。发家史、致富经、高冷术语是首先被排除的。“我们希望加入更多人文的东西,生意不仅是经济行为,也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要记录那些被生意改变的生活和生命。”

  确定了方向,下一步就是找故事,找对故事,纪录片就成功了一半。

  合格的故事,必须符合两点:一是世界性,是正在发生的故事,只有一个切面,不要求完整,不讲前世今生;二是行业性,必须是代表性行业。

  剧组最早的想法是从行业入手,比如钢铁、棉花、汽车等。这样做的好处是产业链完整,但显得沉重,跟普通人没有关系。后来想到一个“媒体视角”:“很多媒体年底都会做盘点,什么十大经济人物、十大娱乐事件等等。我们就想,中国人做得最远的生意、最快的生意、最传统的生意、最大的生意都是什么,顺着这个思路去找。”

  最初设计的结构是,每集6个故事,每个故事8分钟,共50分钟。后来发现,有的故事8分钟不能讲清楚——“8分钟”的概念来自《舌尖上的中国》,但美食故事门槛低,不用解释背景,而商业故事必须介绍背景。所以,最后呈现出来变成了5个故事。

  有的故事一开始就确定了,是“非拍不可”的。比如第一集里,鞋厂的故事。这跟行业渊源有关。鞋业是最早加入外贸加工的行业,目前面临升级换代,事关重大。剧组想找一家有代表性的企业,最后找到了一个到埃塞俄比亚开厂的东莞鞋厂的故事。

  有的故事,非常热门,但不适合电视,就舍弃了,比如金融。其实,周艳很想找一个金融业的故事,“但实在太难表现了,你不可能总在股票交易所晃荡。”找故事的过程中,发现最好操作的是常态化又有典型意义的故事,“比如鲜花拍卖,每天都在那里,什么时候去都能拍,不存在过去式。”

  故事怎么讲也是一个大问题。周艳给剧组制定了一个《创作手册》,规定相当细致。如必须有几段纪实的段落,必须展现商业地理,必须关注城市化进程……甚至采访是站着采还是坐着采,都有明确要求。

  《与全世界做生意》从创意到播出,用了3年,最终呈现了33个故事,但找过的故事至少有100个。“这种纪实风格,没有深入调研,不敢轻易拍。”该片制片人张旭说。


  老生意背后的故事

  第三集《买卖不死》讲的是传统生意的故事。导演杨晓清之前拍过非遗纪录片和《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在题材和手法上都不陌生。但是她说,拍《与全世界做生意》难度更大。

  “拍做食物,呈现出来的都是朴实的人物,不招人讨厌。生意人就未必了。‘舌尖’的画面比较好呈现,但拍生意人怎么赚钱,不好体现。”杨晓清对本刊记者解释。

  更难的是,有的故事非常精彩,但已经过去了,怎么办?只能靠演。

  泰州木雕师傅的故事就是一例。韩国客商要求把佛像雕刻成韩国人的样子,木雕师傅“从来没见过佛像长得像韩国人的”,觉得太荒谬,一怒之下,当着老板的面扔掉刻刀,罢工了。

  “这个师傅太有个性了,气场比老板还大,没杂念,本真还原自己。而老板可能想法比较多,拍了20多条,怎么拍都不自然。”杨晓清说。

  杨晓清给木雕师傅设计了一个精彩的出场:在茶楼吃包子,点一桌子菜大快朵颐。因为客人要求,雕刻佛像期间不能沾荤腥。木雕师傅边吃边说:“莫得用,莫得用。”透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泰州的习俗,“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为了展现这种“商业地理”,他们还去师傅的老家兴化拍了一场泡澡的戏。

  “这些事情是存在的,但都是过去式,所以全是调研后精心设计的,很有喜感。”在杨晓清看来,摆拍并不违背纪录片的创作原则。“当然,绝大多数场景都是跟拍的,摆拍只是还原发生过的事,因为电视必须依赖画面。”

  还有一个上海裁缝父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周艳推荐的,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生于红帮,不止于红帮》的文章,讲宁波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的创业故事。

  “他们父子间的微妙关系、观念的差异,在上海这样一个风云际会、中外文化碰撞的地方,非常有戏剧性。”杨晓清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合适。

  前期调研,老裁缝陈家宁的一举一动都很打动人。他是典型的手艺人,专注、执著、真诚,严谨到极致,性格很有魅力,客户都是他的粉丝。儿子陈风凡内向、随意,不愿意继承父业。父子之间,纠结重重。

  陈家宁很少接受采访,难得如此坦诚地对人敞开心扉。杨晓清说,唯一的办法是真诚倾听,去理解,而不是为了挖到料,故意问一些刺激性的问题。最后,呈现在片子里的父子采访只有两三分钟,但幕后的采访有几个小时。

  片子播出后,陈家宁父子特别感动,给杨晓清发来信息。父亲终于理解了儿子的内心,而儿子觉得片子“完美地呈现了我”。一个商业故事,演绎出“正能量”的结局,是杨晓清未曾预料的。


  大生意的压力

  第五集《大生意》的导演胡珩曾在央视新闻评论部拍摄纪实节目《生活空间》,做了10年纪录片导演。他对《与全世界做生意》的理解是:解读13亿人的生存压力。所以义乌最早进入他的视野。

  在义乌,一个10平方米的铺面要800万元,这是真正的大生意。

  他当时考虑从商品门类去找故事,如孔明灯、吸管、冰箱贴等。最后发现,不是商品,而是经营商品的人给了他灵感。

  在义乌,他见了十几个人,最后选定两个做冰箱贴的人作为拍摄对象。“这两个人有年轻人的朝气,而且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一种反思。”  

  义乌的生意人大都是千万富翁。他们全年无休,一边抱怨太累,一边说“钱来了也得赚啊”。让胡珩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拍他们吃晚饭时,商人的妻子突然情绪爆发,说太辛苦了,牺牲了家庭幸福。

  “其实,整个义乌都是这样,太快了,几乎没有生活,这就是中国人的真实写照。”胡珩说。

  阿里巴巴的电商,把最偏远的地方和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联系起来。浙江乡下老太太做的鞋卖到了卢浮宫,欧洲富人家庭的便鞋,也是她们的产品。电商最直接地诠释了“与全世界做生意”。但商家要保守机密,不让胡珩拍摄。最后,胡珩采取“含糊其辞、隐约其行”的办法,说服了电商。

  微信海外市场的故事,是最难拍的一个。每天有两名公关跟着胡珩,警告这不能拍,那不能拍。他要不断解释,为什么要拍这个场景,用在哪里。后来,他终于逮到机会——每天下班后,技术人员要熬夜到12点,这段时间没人“盯梢”,这样才有了一些正常拍摄。

  筹备过程中,周艳给导演组开了一个书单,其中有何伟的《寻路中国》。“大量的细节,微观的角度,对我的创作可能有影响。”胡珩说。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2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