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货,即中国自己制造的工业品,与之对应的是漂洋过海而来的“洋货”。直到今天,“国货”两字仍然被赋予洋溢的民族情感和期望。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市场曾经历一轮前所未有的外来商品冲击。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轮冲击中的很多产品就在中国生产,品牌所有者将中国作为生产地和销售地,凭借品牌和知识产权获得利润。

  加工贸易的模式虽然使“中国货”成为一个全球标签,但它一度也代表了价格便宜、仿冒风气、质量欠佳。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制造业猛击一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人口红利等支撑了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诸多因素开始消失。

  此时,华为、联想、海尔等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企业开始尝试自有品牌以及服务和营销体系建设,进而向海外输出更具核心技术、更具价值、更高端的新中国货。

  时到今日,“‘一带一路’对中国制造、对新国货来说,是最好的历史机遇。”魏建国认为。

  手机、冰箱、电脑等一系列新国货的诞生,亦是一个大国崛起不可或缺的标志。“只有完成走向‘新国货’的蜕变,中国制造企业才能长盛不衰。”魏建国说。


  廉价市场谢幕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10年,全球经济形势跌宕起伏,给中国赖以生存的出口贸易也带来极大影响。它给中国制造带来的实质影响是什么?

  魏建国:这个变化确实非常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企业一直没有承受过类似压力。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开始遇到诸多瓶颈,相对落后的产能开始面临日益高涨的生产要素成本、更高品质的市场需求等,对外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

  最近几年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也抓住了全球产业链重新分工的机会。从世界范围看,全球产业频繁转移的同时,也发生着结构性变化,新兴产业逐步取代传统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新兴市场国家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日渐凸显。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产业构成都在进行新的调整和改变,纷纷致力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培育。

  其实早在“十一五”时,中国即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但2008年金融危机给中国制造猛击一掌,之后我们终于开始真正转型,一些新兴产业开始发力并崛起,比如华为为代表的IT产业,以徐工、三一重工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业,还有航天航空、动车高铁产业等,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国货”。我们的制造业开始跨越低成本的优势,向高端产业和产业链转化。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转型之后的“新国货”具备哪些特征?你如何评价现在新国货出海的情况?

  魏建国: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带着高技术、带着专利,能够自主创新,拥有行业内全球最顶尖的人才。当然,新国货不仅可以走向亚非市场,更重要的是要走向欧美等高端市场。另外,新国货走出去,不仅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还要实现共赢。

  在大型机械设备制造领域,由徐工、三一重工等代表的企业,已具备了世界先进的技术能力。高铁产业已具备多项世界第一,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金字招牌。

  在家用电器领域则有以海尔和长虹为代表的企业,这两个品牌已经进入世界品牌500强。特别是海尔的洗衣机,过去是贴别人的品牌,现在它在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等全球多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供应商,别人靠海尔的品牌生存。

  在手机领域,以华为荣耀为代表的企业和品牌已经走向海外。特别是华为荣耀,在欧洲等高端市场就卖得很好。在一些新兴领域,近些年则涌现出诸如大疆无人机以及蓝思科技等代表企业。

  当然,在汽车以及芯片等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的制造业和研究水平与世界相比有相当的差距。而且我们还缺乏引领行业的领军企业和高科技人才队伍。


  恶性竞争把自己毁了

  《瞭望东方周刊》:索尼的创始人讲过,他们用一代人的时间改变了“Made in Japan”在全球市场的形象,现在中国企业正在经历这个进程,“日本制造” “德国制造”等能给中国制造哪些启示?

  魏建国:首先是把销量的扩张转为提供高、精、新、特产品,加强产品的质量管理体系,为更高端的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比如医疗器械,原来是荷兰、瑞典和美国的天下,后来德国从牙科开始突破,占据了全球医疗器械的高端市场。

  第二个是服务的人性化。企业出售的不再只是商品,而是服务。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做二秘,使馆的老式加长奔驰车抛锚,当地的奔驰厂家没有合适的配件。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德国的奔驰车厂家发传真,反映问题。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收到对方回复的传真,虽然配件在北非没有,但在德国的仓库里找到了,已用凌晨1点的航班空运到了突尼斯,当天即可以凭借传真到当地的奔驰厂维修。

  另外一个是社会责任。上世纪80年代BP要在贵州开工地,发现一棵树上有一窝小鸟刚刚孵出来,就向上汇报是推倒树还是保留着等小鸟长大,结果BP的总裁决定推迟施工,一直等小鸟长大飞走后再恢复工程。

  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也需要有这样的服务和社会责任,要改变过去的粗放经营模式,向高精尖的方向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新国货”出海需要国家给予哪些支持?对企业你有哪些建议?

  魏建国:国家对走出去企业最大的支持,实际上还不是政策方面的支持,而是搭建平台,让企业去了解环境、了解法律,还有就是保障企业安全的平台。

  一出国门,有些事情就麻烦了。比如需要相应的法律保护,需要双方签订投资保护协定,这是政府对走出去最重要的支持。

  再比如是不是能赚钱,相应的机构需要给一个评估、驻外使馆要帮助企业。日本的驻外协会、基金会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个国家的情况告诉要出去的企业,包括安全评估、投资方向、经济效益评估等。我们还做不到这些。

  我们走出去的一个缺陷,就是对外国的了解不够。

  “新国货”,还要研究当地的消费习惯,研究消费理念,研究对方的逻辑和文化。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有一批出口给阿拉伯国家的拖鞋,几百万双,但是因为拖鞋底周边印的图案与以色列国旗的图案相似而被迫退货。

  日本企业在海外是互相抱团支持的,我们在海外就没有形成很好的利益团体,降价的恶性竞争实际上等于自己把自己毁了。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永远都走不出去。


  最好的机遇和真正的考验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8年到现在,7年时间过去了,你如何看未来的新国货出海?

  魏建国:“一带一路”是未来30年甚至50年的大战略,是中国未来走向和平发展、全世界合作共赢的道路,是长期的艰巨任务,其中的关键是将中国的发展战略与相应国家的战略联系起来。

  中国经过了三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特区;第二次改革开放是加入WTO,这彻底改变了中国;第三次开放是“一带一路”战略,这是在前两次基础上更大的开放,是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开放。

  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展现新面孔的最好时机,也是决定中国企业能否在国际上立足、叫响的关键时刻。

  “一带一路”对中国制造,对“新国货”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从企业自身来讲,需要在这个机遇中,做好国际化的准备,包括产品、零配件、市场、技术、服务都要国际化。

  《瞭望东方周刊》:在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过程中,新国货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魏建国:“新国货”走出去,不要首先考虑中国企业的利益,不要考虑中国自己一家的利益,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始终贯彻合作共赢、多予少取等原则。“一带一路”的愿景就是政府部门和企业不能急功近利,要长期打造,让当地企业、百姓和国家得到好处,觉得中国是个可靠伙伴。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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