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这意味着12年电影立法长跑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所谓“冲刺”,是因为按照法律程序,这部草案还须在2016年春天的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才能生效并进入实施阶段。然而,目前的进展已让许多电影人感觉到,电影立法的春天终于来了。

  最早提议电影立法的老一代导演谢铁骊已于两个月前去世。当他在1983年的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发出这个声音时也许没有想到,实现这一目标要经过30多年努力。其间,中国电影业已从改革初期的“浅滩”驶入市场的“深水区”。

  中国电影票房令人惊叹地屡创新高:从2003年的10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296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36%。截至8月31日,2015年内地累计票房已超290亿元。

  伴随着电影业成为中国文化产业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国家的扶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据统计,2009年以来与电影相关的政策发布有15条左右,“对电影产业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著名编剧汪海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认为,《电影产业促进法》肯定了电影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也说明影视行业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如能审议通过,它将为快速发展的电影产业护航。

  在目前的立法规划中,已有8部文化法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网络安全法》《公共图书馆法》《电影产业促进法》《著作权法(修改)》《文物保护法(修改)》以及《广播电视传输保障立法》。

  这被全国人大法工委相关负责人称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电影第一法

  虽然《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的具体细节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了解,它较2011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的最大差异是对若干内容进行了更加明确的细化,而主要架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不过,全国人大的立法审议,将决定它的最终面貌。

  根据国务院法制办此前公布的信息,该《征求意见稿》在起草和审查过程中,主要遵循了以下总体思路。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便利各类市场主体、社会资本进入电影产业。对社会资本投资电影摄制等业务不作限制,减少行政审批。

  通过采取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扶持措施,激励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个人从事电影活动。国家设立电影专项资金、基金,从事国产电影的创作、摄制、发行、放映等活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加强监督管理,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电影市场健康发展。电影院不得偷漏瞒报票房收入;依法惩治侵犯与电影有关的知识产权的行为。

  此外还包括加强电影公益服务,满足农村地区居民、城镇低收入居民、进城务工人员、未成年人等的基本文化需求。

  此前受到关注的分级制等问题并未涉及。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曾参与过几次立法讨论。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不同于《电影法》,《电影产业促进法》以促进产业发展为目的,更多关注政府对电影行业的扶持,以及在公共事务方面应担负的责任。对于审查制度等方面,暂时无法兼顾。

  “尽管如此,这部草案仍然可以看做是文化立法的标志和突破口,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他说。

  相比之下,编剧汪海林更关注这部法案对于电影创作者的意义,“比如对影视编剧的优惠政策、版权的保护”,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开放和保护

  知识产权和影视文化传媒专业律师王军,在“琼瑶诉于正抄袭案”中曾作为琼瑶的代理律师帮助其最终胜诉。

  王军认为,这部草案与之前的电影管理条例相比,在具体细则上有着许多值得注意的变化。

  首先是投资摄制主体更为开放。根据《征求意见稿》,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影视摄制,可能从不被允许变成合法,“当然,这还需要其他相关规定的变更或取消,比如《外商投资准入管理目录》。”王军告诉本刊记者。

  其次是合拍片的问题。根据《征求意见稿》,境内企业如果对某部合拍片享有著作权,这部电影可以享有国产片待遇。“这对于中方在合拍项目中分享著作权以及IP的长期开发权益,有积极意义,国产企业的投资和版权等权益也有了一个法理上的保障。”他解释说。

  最后是对国产电影的政策保护问题。《征求意见稿》规定,电影院每年放映国产影片的时间不能少于总放映时间的三分之二。

  虽然目前国产电影的票房以每年约30%的速度增长,但整体的制作水准还不稳定。

  王军认为,此项规定对国产电影的发展是利好,有助于避免其生存空间在未来市场进一步扩张之后受到挤压。“以前这些并没有成文的规定,立法之后,国产电影的发展有了基本保障。”


  更规矩、更法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联系到王军时,他正在韩国参加由韩国电影产业振兴委员会(KOFIC)举办的电影产业论坛。

  最近几年,他一直担任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总部驻北京代表处的法律顾问,目睹了韩国在促进电影产业方面的诸多措施——近年来韩国电影取得长足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影振兴法》和韩国电影产业振兴委员会的推动。

  这是一个类似于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的机构,其前身是创建于1973年4月3日的电影促进会,1999年改名为电影振兴委员会。同年,韩国《电影振兴法》再次修订,并确立了电影分级制。

  王军认为,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除了行政职能之外,“主要是为了推动产业振兴”。

  该机构会专门为在中国的韩国电影创作者提供法务和商务支持,比如在北京设立了韩国电影中心。

  除此之外,它每年还会举办两次电影项目交流论坛,这对于中韩政府签署合拍协议推动极大。“近年来中韩合作的流行,与背后相关机构的作用分不开。”王军说。

  与韩国《电影振兴法》不同,中国《电影促进法》并没有提及分级制。但在《征求意见稿》中,将电影禁止的内容条例化、明晰化,这说明电影审查仍将是主管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汪海林认为,这并非表明管理机构对创作题材和内容加强了管制,而是把现在的行业规定用法律的形式强调了一遍。

  “审查标准的不确定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甚至文艺腐败。”汪海林认为,无论如何,“法制”取代“人治”是一种进步。

  尹鸿认为,目前的任务是要用法律的形式确立审查的程序与合法性。从这个角度看,《电影产业促进法》以及未来相关法律的出台或许更加值得期待。

  娱乐法律师郑厚哲注意到,《征求意见稿》对于偷漏瞒报票房收入有所涉及,但目前并未规定具体的处罚措施。

  “其实这些问题以前就存在,立法只是重述、确认和补充。”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与监管不力造成了秩序混乱,“还是要靠执法监管跟上”。


  迈出第一步

  1963年,当导演谢铁骊拍摄《早春二月》的时候,他不会想到,那位在小镇风波里难以脱身的主人公竟会成为自己后来命运的写照。

  在那样一个法律常常缺席的年代,这样的影片只能接受被批判的现实,成为“异类”。也正是几十年的电影从业经验,让谢铁骊体悟到出台一部电影行业法律的必要性。

  转眼数十年过去,政治迷雾消散。愈加宽松的社会环境下,电影创作者却不得不转而与市场这只巨兽周旋。导演曹保平便经历了这种语境剧变。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改革开放以前,市场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几乎不存在。而现在,各种行业的人带着各自的目的,纷纷进入电影市场,都想要分一杯羹。”

  从编剧到导演,曹保平不断在电影管理部门和市场之间周旋,并逐渐游刃有余,“我认真地做电影,也拥抱市场,同时也感受到了电影管理机构的不断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1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