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前,它对企业的社会效益与文化责任,提得更多、更具体,也更严格。”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部文件的出台有利于加强国有文化企业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陈少峰所说的“这部文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强调:文化企业提供精神产品,传播思想信息,担负文化传承使命,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还要考核传播度有多广”

  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和文化市场的日渐繁荣,越来越多的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成为市场主体。但在此过程中,有的企业片面注重经济效益,唯票房、唯收视率、唯发行量、唯点击率论“英雄”。如何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已经成为加快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

  针对这些问题,《意见》指出,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

  《意见》也明确,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并将社会效益考核细化量化到相关的具体指标中,形成对社会效益的可量化、可核查要求。

  而且,党委书记要兼任董事长,切实履行内容导向管理第一责任人职责。

  至于内容导向存在严重问题或经营不善、已不具备基本生产经营条件的国有文化企业,“坚决依法吊销、撤销有关行政许可,予以关停”。

  对此,陈少峰认为,“政府强调国有文化企业的公益性,会强化对文化国企舆论导向与正能量方面的考核,而不仅仅是注重经济效益。由此,可能在税收方面会有一些优惠。”

  “很多文化国企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压力比较大,过于强调经济增长,会导致内容品质问题。比如有些传媒企业为了收视率,可能就降低门槛。”他说。

  他还发现,一些国有文化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缺乏整体的战略规划,没有严格地坚持原有内容生产,放弃了业务的延续性,“比如有的传媒企业要靠酒店、餐饮赚钱。”

  更多企业选择多样性经营,娱乐性和经济效益取代了企业的内容生产,成为考核的主要标准。

  “当下文化市场出现了一些比较急功近利的现象,因此出台这样的文件是非常有必要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钱建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还提到,正能量作品更应强调其传播性,“传播的面越广,社会效益才越能显示出来,一个作品不是打上‘社会效益’的标签就具有社会效益了,如果它做得不好,人们不愿意去看,那么实际上其社会效益并没有实现。”

  由此,他期待对文化国企的考核标准,“不仅要考量你一年拍了多少正能量的主旋律作品,还要考核传播度有多广。”陈少峰也注意到,许多国有文化企业想要加入互联网的市场热潮,但保守的经营方式往往使其却步,“需要作一些适当的调整。”

  此外,在陈少峰看来,文化产品最好的局面是达到“双效合一”,“过去有一些产品娱乐性过强,但企业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如果忽视娱乐,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好作品才有好市场

  钱建平认为,真正的好作品,既要有价值观,又要好看。“文化责任与企业的经营不应该有太大矛盾,不能认为有社会效益的东西就会没有市场,这涉及到专业人员的技能——如何巧妙地将正能量与市场性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

  他说,比如电影文化内容的生产取决于对文艺规律的把握,只有做到深入地研发,让电影科技和推广传播为内容服务,才能释放真正的“正能量”,也自然会得到市场的青睐。

  他还说,“如今许多企业过度依赖资本与市场,长久来看,这种浮躁的快餐作品并不能得到市场的欢迎。”

  但是对于公益性的文化国企来讲,钱建平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树立危机意识,“影视领域,民营企业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在这个行业里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现在跟民营企业是站在同一个平面上去竞争,并且我们不像有些行业的国企拥有垄断性资源,如果我们不去积极改革,就会落伍。”

  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从昆曲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大力支持,但是她更看重“企业要有自身造血能力。”

  “如果一个院团一味地依靠财政,就会失去一种向上的心态。没有回本的要求,国家的资金就会像打水漂一样,这样也不一定能出好作品。所以一方面需要国家扶持;一方面我们一直坚持自立自强。”她说。

  另一方面,市场的转型也要考虑企业本身的性质,特别是文化行业种类繁杂,不能一概而论。杨凤一认为,昆曲作为传统艺术,有其自身的局限,如果一味迎合市场,会有消亡的可能。

  “我认为,好的作品更可能带来好的市场,这就需要我们从业者有一种精品意识,要考虑时代的发展,观众的需求与市场票房的平衡。”她认为,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文化领域带头人和院团负责人有清醒的意识与适当的把控力。


  跨界与分流

  钱建平认为,《意见》中要求的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制度,“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跨界打通了党委与企业之间的界限。

  另一方面,明确事业与企业分开、采编与经营分开,这种职责的分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0多年来的市场化带来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这种跨界与分流有利于达到整体的平衡与协调,也能够让企业的发展更加通畅。目前看来,国有文化企业需要建立一个符合经济和市场的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下,明确的分工才是可能的。”他说。

  此外,陈少峰提出,管控内容的责任人不应该因此变得保守。“不仅要引导人,也要吸引人。”他认为,文化产品必须面向人民,要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只有兼具文化性与娱乐性的产品,才可能做到雅俗共赏,也更可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改革不会一日成功。文化国企改革整体来看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薪酬与分配制度、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运行效率低下,影响着国有企业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之下的竞争力。

  “人才是第一位的,首先要有激励机制。国企在如何进行有效的激励机制方面,还存在一定难度。因为很多国企单位有一定的财政依赖性,面向市场的时候生存能力比较弱。”陈少峰观察。

  在钱建平看来,对人才的吸引力关乎企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包括对品牌的打造,以及知识产权(IP)的积累。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在走两条路,首先是激活经典,将经典品牌进行重新创造。其次是开创新的动画品牌。在此过程中,“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与国内外优秀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合作。”

  “只有解放思想,放开步子,企业改革才可能深化下去。”钱建平说。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1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