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高海博2015-11-26

  “1978年,邓小平先生访问新加坡,拉开了新时期中新友好合作的序幕……在目睹新加坡创造的经济成就后,邓小平先生表示,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的实践为中国破解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宝贵借鉴,中国发展也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2015年11月7日上午,出访新加坡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如此回忆两国关系。

  战后数十年,偏居南洋、小国寡民的新加坡,却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诸如优雅环境、高效市政等一系列现代文明社会的关键词,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对中国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发展阶段,新加坡都提供了不同的学习“样板”。


  建交的等待

  1990年,新加坡与中国建交,它成为东盟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1993年出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的杨文昌回忆说,自己甫一到任,李光耀就马上向他解释为何两国建交这么晚——新加坡恰如东南亚的以色列,左有地区大国印度尼西亚,右有穆斯林信众占大多数人口的马来西亚,夹在中间、华人众多的新加坡必须面对周边的疑虑。

  曾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的傅学章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中国对此也予以理解。如李光耀所言,重要的是“(双方)要讲求实际联系”。

  1978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开始出国访问,为中国的发展广寻经验。

  新加坡是他最早出访的国家之一。傅学章记得,1978年11月的那次出访中,邓小平请李光耀介绍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经验,李光耀说:“哪里,这是个小地方,容易管。”

  私下里,李光耀曾对杨文昌表示,自己并不是很认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个颜色、一个样子”。不过他同时讲,“现在好了,你们有了邓小平,中国有希望了。”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之后一个多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步入了发展的新纪元。

  1979年10月,在一次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专门向各省市区领导提到了新加坡利用外资发展自己的思路。这成为日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方法。

  首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青,如今已长卧病榻,言语不便。他的妻子杨秀芹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在丈夫曾经的回忆中,早在邓小平访新两年后的1980年,中新两国政府就签署了关于互设商务代表的协议。

  也是在那一年,李光耀携妻子与女儿第二次访华(首次访华是1976年5月)。

  据《环球》杂志报道,在等待与李光耀会谈的时间里,邓小平掏出了香烟,时任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提醒他——李光耀讨厌烟味。邓小平说,他知道,一会儿李光耀来,他就不吸了。

  那次会谈中,李光耀说,“中国四个现代化成功,对整个亚洲及地处东南亚的新加坡都有好处”,“中国繁荣了,各国就多了一个好的贸易伙伴”。

  那次李光耀回国后,新加坡彻底开放了对华旅游。

  1990年春,看到中国已与周边大多数国家建交的新加坡,决定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

  当时负责东南亚事务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张青是主要谈判成员。当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决定在出访途中顺访新加坡,并希望两国正式签署建交协议。

  1990年7月28日,在新加坡,张青对新方表达了李鹏的期望。新加坡代表迅速决定暂停会谈,马上上报。回到房间后等待的张青后来回忆自己“心急如焚”。

  一个多小时后,新方答复,将以政府首脑的礼宾规格接待中国总理来访——这也是对当时中国表达的最大善意。

  据张青回忆,李光耀当时表示:“今年年底我将辞去总理职务,无论如何要在此之前使两国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

  1990年10月3日,两国正式建交。


  公务员培训

  从刚刚开放的中国走出去的张青,用几乎是抒情散文般的文字描述自己在新加坡担任大使期间的见闻:“一排排高大壮观的楼群,坐落在茂密碧绿的树丛花园之中……草坪中有俱乐部和游泳池,俱乐部内设有休闲的娱乐设施。”

  让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是,一套使用面积约120多平方米的住宅,如果按当时他的工资水平,“五年就可以还清”。

  但中国无法迅速达到新加坡当时的水准,只能从学习开始。在中国,政府在发展中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学习外界经验的关键之一,便是把公务员送到新加坡进行培训。

  1992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最早开始面向中国官员开班授课,当时主打一周至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以中文授课,内容包括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

  这开启了中国最大规模的公务员海外培训。后来,中国公务员赴新培训数量日益增多,级别也日益提高。

  2001年4月,两国政府代表在狮城共同签署《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

  2005年,南洋理工大学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各省市组织部合作开办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也就是后来国人俗称的“市长班”。

  赴新加坡参加培训的中国官员,来自中国各省市行政机构、金融机构、事业单位和央企,从省部级到县处级,涵盖广泛。

  一个公开的数据是,截至2010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各类培训班受训的中国官员已有9200多人。

  2010年,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说:“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的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


  “抢来”的苏州工业园

  但是,仅仅是派官员走出去学习还不够,中国也开始尝试将新加坡的经验直接搬到国内。

  20世纪90年代初,李光耀告诉杨文昌,中国与西方大公司打交道经验不足,建议中新合作做一个项目。此后,经邓小平肯定,双方开始洽谈具体的合作地点。

  但是,那时候的中国并不能全盘接受中外合作,杨文昌记得,一度有人担心,地域狭小的新加坡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向中国殖民”?

  也是在1992年,已经成为新加坡资政的李光耀率团访华并进行经贸考察。当时,正在香港的江苏省长陈焕友紧急赶回内地,并向召集全国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开会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请假。

  当时江苏全省都找不到合适的迎宾车辆,于是陈焕友特批,从上海租了一辆“加长奔驰”。虽然李光耀首选合作地是上海浦东,但杨文昌记得,当时已经担任新加坡副总理的李光耀之子李显龙去谈了几次,“地价没谈拢”。当时,处在开发前夜的浦东地皮正被热炒中。

  苏州市的党政领导闻讯立即登门拜访。在杨文昌的记忆中,李显龙对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颇有好感——让新加坡方面惊讶的是,章新胜竟然知道新加坡近几年外汇储备的各种具体数字。

  此后,双方决定建设一个工业区,并将新加坡在规划建设、经济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移植到苏州。

  当时,因为项目所在地相对低洼,江苏决定从苏北运土石方垫高,建设厂房,虽然成本被拉高,但江苏希望“有外国人高价租”。

  没想到处于观望期的商界并不买账,没有人认为一个刚刚建设的工业园区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园区的入驻情况很不理想。2001年,发现工业园区运行不佳的李光耀开始不满。中方再次展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杨文昌记得,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主持下,中新双方股比调整为中方占优势股,有了股权优势,在利益驱动下,园区“马上就上去了”。


  工业园的经验

  苏州工业园,这个一开始就被设计为吸引新兴技术产业进驻的基地,最终得以借鉴新加坡的先进经验,并获得中国国内巨大的政策支持。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0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