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冯维江2016-01-07


  ?2015 年 8 月 11 日,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项目施工现场。该大桥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泛亚铁路”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中国海外中标的最大单体桥梁项目

  如果说2014年是“一带一路”酝酿企划、增信释疑的一年,那么2015年则是“一带一路”倡议在疑惑中开始收获赞美、祝福和实际支持的一年。这些赞美、祝福和支持并非外交辞令上的恭维之举,也不是中国花冤枉钱向列国购买的“奢侈装饰品”,而是各国(以及中国自己)政府和企业等实体,在实实在在的利益考量之后,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在价值与预期回报而作出的富有远见的投资。

  沿线国家以至于全世界都从“一带一路”倡议中,或得到了好处、或看到了希望,这才是这个倡议品牌能够树得高、立得住的关键所在。

  由“卖土地”转向“卖服务”

  毋庸讳言,中国将是这个倡议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在“一带一路”的重要利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一带一路”是延续中国长期增长势头、扩大发展空间的政策工具。中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起家”,人口红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动力。但随着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减速,特别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的窗口期正在成为过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总人口的15.5%,达到了2.12亿。联合国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接近5亿,这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劳动力丰富且年龄结构轻,如果能让他们加入中国的相对成熟的生产体系,将有助于延续“中国制造”的生命力。不仅如此,中国一些高端产能在国内的配置已经出现满溢现象,需要更大规模的市场才能拉动这些产业不断创新升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为此提供成长空间。这也是李克强总理不遗余力帮助中国高铁、核电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代言”的目的之一。此外,“一带一路”各国差异性大、民众偏好各异,这为拉动中国企业满足多样化偏好而调整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动力,从而为国内“供给侧改革”奠定了微观基础。

  其二,有助于中国创造和维持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延续战略机遇期。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居世界第二。从西方霸权转移和轮替的历史来看,崛起国和霸主国之间发生对立和争夺的风险令人担忧。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就是要把包括自身及众多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捆绑到一起并且共同把“蛋糕”做大,由此推高第一与第二开展破坏性竞争的机会成本,从而在各国共同利益的“担保”及“约束”之下,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保证世界在一个可接受的代价水平上的持久和平。

  其三,能够推动中国自身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也强调国内各地方政府的动员和企业、社会的参与,但与此前国内的一些发展政策有根本的不同。它不是试图以“一带一路”之名,再在国内增加若干享受优惠政策和重大项目试点的“政策洼地”,而是要推动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等的广泛创新,锤炼政府在公共服务上、企业在技术产品及市场上的创新能力,发现和培育“创新高地”。特别是要让地方政府摆脱过去的“土地财政”的诱惑与束缚,真正锻炼出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能力,由“卖土地”转向“卖服务”,以此博取全球优质企业资源、金融要素和高端市场的汇聚,带动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助力小国弯道超车

  对沿线规模较小、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而言,“一带一路”提供了实现快速发展、弯道超车的良好机会。“一带一路”不是要简单地形成或巩固商品服务买卖的贸易关系,而是可以容纳投资、产能、货币、知识产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广泛内容的综合发展倡议。这个倡议的核心是能力建设,是授人以渔而不只是授人以鱼。

  中国希望通过发展的通道对接,与沿线国家一道形成一张更能熨平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国际发展网络。通过这个网络,沿线国家可以获得更强的生产制造及应对风险的能力。其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基于中国自身经验的优先项目。通过互联互通的实施将当地劳动要素接入全球市场,从而实现当地民众收入水平的提升及治理意识的觉醒,最终实现企业能力撬动政府能力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目前已经取得了一批具备示范意义的成果。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介绍,2015年“一带一路”境外投资标志性工程进展顺利,铁路投资合作成效尤其显著,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启动或实施,莫斯科至喀山高铁合作由中方牵头开展勘察设计,两洋铁路等有序推进。

  当然,除了在投资、生产等经济项目获得收益外,这些经济利益也可能向政治、安全等领域溢出,为地区稳定和平铸基。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国”,从俄罗斯客机爆炸到巴黎恐怖袭击,其背后的确有宗教冲突、大国博弈、地缘纠纷等的影响因素存在,但经济层面的结构性问题也是产生或加剧矛盾的基础性原因之一。随着前些年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及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的西亚北非各国脱离了“马尔萨斯陷阱”,克服了农业社会(战争、饥荒和瘟疫等原因造成)人口减少的压力,死亡率急剧下降。加之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本来就相对较高,其结果就是年轻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增加,而其经济结构对劳动力的吸收非常有限,造成了该地区平均20%以上的畸高青年失业率。这为内战、“革命”、恐怖袭击等各种动荡准备了大量“生力军”。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还造成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和传统行业的衰落,农村新移民和传统行业的挤出者在城市聚集,社会脆弱性陡然上升。经济波动一旦出现(哪怕相对轻微),甚至有时只是发生了与政治毫不相关的治安事件,潜在的动荡力量就会集中凸显出来,变得极具破坏性。“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还会提供将游离在失业、暴力等非正常社会网络之中的青年劳动力吸纳进入生产性网络之中的机会,这对维持当地安全环境有所助益。

  大国的机会

  “一带一路”同样会惠及地区内外其他大国。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欢迎域内外的大国来共襄盛举,共同承担开发风险并分享发展利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七国集团(G7)中已经有4个国家成为了AIIB的创始成员,它们将与其他成员一起,为AIIB的治理和项目发展共同谋划、携手推进、分享收益。对其他G7成员以及发达或发展中大国,AIIB的大门仍然敞开着。

  其次,“一带一路”为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等私人部门提供了可期待的投资机会。在没有“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沿线一些国家的软硬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尽管一旦投资成功可能获得巨大回报,但投资风险较大,这限制了跨国公司对这些地区的投入。“一带一路”倡议会为这些国家的透明度作出贡献,为其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帮助,最终会改善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而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本来在国际化经营上就具有比较优势,在降低甚至扫除沿线国家投资环境障碍之后,它们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受益方。不仅如此,许多大型跨国企业长期耕耘中国市场,对中国政策、资源有准确的把握,这对它们借助和利用“一带一路”政策进入沿线国家将提供便利。例如,全球航空业和建筑业各类高技术系统和服务的供应商之一,美国联合技术公司亚洲区总裁表示,5年前该公司进入中国西部在重庆投资建设了电梯工厂,延续了该公司在华发展的前期“引进来”战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该公司将借助该战略实现在中国发展的“走出去”转型,会帮助美的等企业打开在印度、中东、南美等地区的市场。发达国家私人部门与中国企业的这种“共生”关系,将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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