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高海博2016-01-28


  2014 年 12 月 9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参加第 69 届联大就“海洋和海洋法”议题举行的会议

  2015年,中国外交部成立了“国际法咨询委员会”。

  国际法往往涉及国家的重要利益。为充分发挥学术界在国际法研究方面的优势,助力中国在推进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公平正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并“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国际法咨询委员会应运而生。

  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务委员杨洁篪曾专门就此批示:“成立‘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是我外交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的实践创新。祝该委员会在服务我对外工作中发挥重要咨询和科学研究支持作用。”

  根据外交部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信息,全称为“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的架构中,曾任国际法院院长的史久镛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戈平、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刘楠来共同担当这一委员会的顾问,而中国国际法学界的知名学者如江国青、易显河等十一人担任委员会委员。

  中国官方设立这一机构,其意义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不言而喻。

  当下,从外层空间到大洋底土,从南极科考到北极合作,从气候变化到环境保护,国际规则几乎无所不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2015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按照业界的判断,中国势必要加强国际交往,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需要由国际法进行调整。当今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妥善解决海域划界问题,都离不开国际法的支持。

  而国际法研究和实践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面对世界逐步敞开胸怀的一个写照。

  前三十年总数的近六倍

  19世纪中期以后,国际法传入中国。但江国青说,当时的西方列强从来不把中国当作主权平等的国家,也不按照国际法处理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而是将一些殖民主义的不平等条约或制度强加给中国。因此,在鸦片战争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法在中国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这种情况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改变。新中国为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与其他国家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

  不过,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国际法研究,大多停留在翻译著作与编辑出版文件集的层面。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国际法界翻译了诸多外国国际法著作,如苏联的《苏维埃国家与国际法》、《国际法中的领水问题》,英国劳特派特的 《奥本海国际法》、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希金斯和哥伦伯斯的《海上国际法》。此外,一些条约和外交文件也被集结出版。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的迅速发展,中国开始重视国际法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正是在那一年,江国青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江国青被分配到湖南湘潭电机厂工作。当时恰逢该厂要与法国合作生产轻轨电车,当时的机械部为了这个项目专门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去要法语翻译。但是江国青发现,对于谈判时的一些专业法律问题,翻译都不甚理解。由此,江国青发现实践中非常需要国际法人才,因此他决定报考武汉大学的国际法研究生。

  也是在这段时期,中国国际法学界出现了一派新气象。1980年2月中国国际法学会正式成立。该学会由外交部主管,秘书处设在外交学院。

  1981年,中国出版了第一部全国通用的国际法教科书——《国际法》。次年,中国第一本国际法专业性学术刊物——《中国国际法年刊》创刊。

  那一时期开始,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外交学院分别成立了国际法研究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相继开设了国际法专业;国际法的课程设置,也逐渐趋向科学、合理。2008年,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学者杨泽伟曾统计,从1979到1987年这九年间,中国报刊上发表的国际公法论文约350 篇,相当于前30年论文总数的近六倍。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后,将国际法专业分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进一步扩大了国际法研究生的招生规模。

  联合国国际法院、国际法图书馆和国际法学院所在地荷兰海牙和平宫

  加入WTO的挑战

  中央高层对于国际法的重视也在与日俱增。

  1997年12月9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中共中央第四次法制讲座——关于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说:“所有代表国家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工作的同志,也都要学习国际法知识。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由于缺乏国际法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吃了不少亏。这种教训应该引以为戒。办法就是加强学习,加深了解国际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通行惯例及发展趋势。”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在其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中悍然袭击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

  当天,江国青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世界报道”栏目的采访,从国际法特别是外交关系法的角度剖析了北约的违法行径。他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有关规定为依据,强调使馆的不可侵犯性,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在该事件的后续处理过程中,他参加了外交部等有关单位的调研活动,主张并支持用外交谈判方法而非诉诸国际司法程序解决有关索赔和国际责任问题。该事件最终以外交谈判方法较快得到了解决。

  江国青也曾于2000年4月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几个问题》的法制讲座。

  而在十七大报告中,国际法也首次进入了全国党代会的文件。报告中提到: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不过,作为国际舞台的后来者,中国要补的课还有很多。

  例如,传统的国际法主要调整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关系,而现代国际法越来越注意调整国家间的经济、金融(货币)和贸易关系等。“这势必要求我们对国际法有更全面的研究和了解,对国际法专门人才的培养有了更高的要求。”江国青说。

  进入新世纪后,这一点尤为突出。

  2001年,中国加入WTO。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需要一批熟悉世贸组织规则及相关国际公约、娴熟掌握涉外案件审判技能的专家型法官,也需要一支具有同样水平的律师队伍。

  江国青说,目前中国虽然还没有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中已经是第四大被告当事方,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印度。  

  由于相关人才短缺,在许多情况下,目前中国到WTO去起诉或应诉都只能聘请外国律师做代理,或在决定起诉或应诉之前请他们进行论证或评估,这不但要对外付出大量的费用,而且还存在很多隐忧。

  2015 年 7 月 13 日,学员和专家在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 2015 年暑期研修班开学典礼上

  健全中国外交外事法律体系

  2011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有关国际法的内容仍有缺位。例如,关于条约在中国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现行宪法、立法法和专门的缔结条约程序法对此均没有明确规定。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1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