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核心位置马萨诸塞大道,与白宫、国会山相距不远。

  这家成立于1916年的智库,是不折不扣的“百年老店”。

  令许多人意外的是,其创始人、商人罗伯特.布鲁金斯(Robert Brookings)并没有上过大学。他创立的“政府研究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私立公共政策研究所。在此后美国不断崛起为超级大国的过程中,这家更名为“布鲁金斯学会”的智库,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过罗斯福新政、马歇尔计划、联合国创立等多项历史性决策。

  布鲁金斯学会还素有“美国政要储备池”之称。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Susan Rice),曾是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目前正在这里任职。学会旗下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则拥有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等数位前美国政府中国政策“一把手”。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和“美国十大智库”排名中,这家已经拥有3亿美元资产、20个研究中心和3家海外中心(中国、卡塔尔、印度)的全球性智库均名列榜首。

  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李成向本刊记者细述了其中的故事。


    美国智库的三种角色

    《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智库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李成: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智库被称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部门”,或“第五种权力”(在美国,媒体习惯上被称作“第四权力”)。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智库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严格意义上的智库,不同于民间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是营利的),也不同于游说机构(游说机构不作政策研究),同样不同于一般的基金会(智库研究本身实际上需要外界资金赞助)。其目的,在于引导政策。

  在美国,智库主要扮演三种角色:知识传播者、研究掮客、政要储备池。

  美国政府每4年换届一次,换届时,会有4000多个联邦政府里的位置需要更替,其中,会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来自智库或高校。这就是俗称为“旋转门”的美国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

  应该说,智库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美国人内心深处对于政府和政客的不信任感,他们认为需要更加多元化的声音。因此智库不但提供咨询,也批评政策。

  二战之后,美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增强,加上当时经济繁荣企业富裕,上世纪40年代,美国迎来了智库大发展的时期。

  布鲁金斯学会是最早成立的美国智库之一,又位于华府的核心位置,长期以来都在参与美国重大内政外交决策的过程,比如二战期间的罗斯福新政、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和联合国成立等,对于美国税制改革、预算和福利政策,更是有过重大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成立100年来,布鲁金斯学会实现并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影响力,其秘诀在哪里?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有个“座右铭”:质量(Quality)、独立性(Independence)、影响力(Impact)。

  布鲁金斯学会至今仍然坚持非营利、非党派的原则。布鲁金斯学会被认为与民主党关系密切,但其实在“非党派”这一点上要求严格。如果我们邀请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来演讲,也一定会同时邀请民主党的桑德斯或共和党的特朗普。

  研究人员每年都要签字承诺不为某一个党派“站台”,如果要去“站台”,须先离职。甚至在准备参与竞选的过程中,不可以使用工作时间,甚至不可以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电话和复印机。

  研究人员还要进行财产申报——除了工资以外,超过5000美元的所有收入都要告知,所从事的咨询活动也要申报,为美国政府进行的咨询活动要特别申报。

  还有,布鲁金斯学会不作指定课题的收费报告,主要接受不指定研究内容的捐款(unrestricted fund),且所有的报告,包括给美国总统的报告,都是公开的。

  不过,美国有些智库是营利性的,比如兰德公司;有些则有强烈的党派色彩,如传统基金会倾向于共和党。

  《瞭望东方周刊》:布鲁金斯学会目前的资金来源是怎样的?

  李成:以2013年为例,布鲁金斯学会的资产是3亿美元,年预算为950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约11%)来自于资产的拨款,大部分(84%)则来自于捐助。

  在得到的捐助中,大部分(80%左右)来自私人捐款。布鲁金斯学会目前60名董事会成员中,就包括了一些最为慷慨的捐助人,如董事会主席、中国中心主要捐助人约翰.桑顿先生。董事会不参与学会的具体管理,但指定其发展方向,并决定总裁人选。

  另外百分之十几来自各国政府捐款,如中东的阿联酋、欧洲的丹麦和挪威政府。但接受这些政府捐款是否会导致丧失“独立性”,目前有争议,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政策出台。

  为了保持独立性,我们对于美国政府的捐款尤为谨慎,目前只占接受捐款总额的不到1%。

  此外,还有约3%的收入来自职业教育与培训,2%来自于出版物。


    要“未来的专家”而非“过去的专家”

  《瞭望东方周刊》:学会座右铭中的“质量”是如何实现的?

  李成:研究质量,归根到底,来自于高质量的人才。所以,布鲁金斯学会对于研究员的要求极高,一般需要达到三个标准:是所在领域内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及在公共领域内的影响力。

  我们的录用过程和学术标准与哈佛、耶鲁等顶尖高校非常相近。学会目前的全职研究员中,大多数是高级研究员(即正教授级别),有90名,普通研究员(即助理教授级别)较少,只有20人。换言之,能够进入布鲁金斯学会的,基本已是各领域内的“领头羊”。

  同时,我们希望自己的专家不是“过去的专家”,而是“未来的专家”,有前瞻性思维和视野,能够影响未来政策的走向。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不能只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要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对话,具有影响媒体和决策的能力。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智库的影响力是如何打造起来的?

  李成:智库的影响力来源于很多渠道,比如通过“旋转门”机制“提供”政府官员,通过“二轨”对话影响决策,影响媒体,教育民众,以及为调节冲突提供非官方努力,等等。

  布鲁金斯学会被称为美国政要的“储备池”,每当政府换届,都会有前高官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也会有布鲁金斯学会成员进入政府。

  举个例子,桑顿中国中心的全职研究员中,杰弗里.贝德是奥巴马第一任期中国政策负责人,李侃如是克林顿政府中国政策“一把手”,杜大伟(David Dollar)是前世界银行驻中国总代表和美国财政部对华事务专家。兼职研究员中,还包括了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事务部前主任、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主要执行人之一帕夫尼特.辛格(Pavneet Singh)等。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澳大利亚前总理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目前也在布鲁金斯学会任职。这样的“交流机制”,本身就是重要的影响力渠道。

  此外,布鲁金斯学会还经常邀请领导人、政界高层和意见领袖举办演讲、研讨会和公众讲座,有时一天有几场。因此,预订报告厅成为学会里一件极有挑战性的任务。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新媒体等变革,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正在变化。在下一个100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是否会面临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0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