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戴闻名2016-09-29

  2016年,路易丝·理查森教授(Prof Louise Richardson)被任命为英国牛津大学校长,成为这所世界顶尖学府800多年历史上的首位女性领导者。

  2016年8月末,路易丝·理查森教授在担任牛津大学校长后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细述了牛津大学与中国长达400多年的历史联系,以及在“后脱欧时代”,这所世界顶尖学府对于未来与中国合作的期许。


  中国学生是牛津第三大学生群体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牛津大学来说,中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各意味着什么?

  理查森:牛津大学与中国的最早联系,可以追溯到1604年——那一年,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安图书馆拥有了第一册中国书籍。之后的1687年,第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来到牛津。

  1998年,牛津大学还只有89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今天已经有超过1000人。中国学生已经是牛津大学的第三大学生来源群体,仅次于英国和美国。我们的教职人员里,也有200多位来自中国。此外,还有超过4000名牛津校友居住在中国,他们是牛津大学的第二大海外校友群体。

  2014年揭幕的牛津大学中国中心,是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最知名的中心之一,聚集了50多位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

  可以说,牛津大学对中国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也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牛津大学和中国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理查森:在医药、数学、物理及生命科学领域,牛津大学和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最紧密的合作。

  从历史来看,牛津大学似乎是以人文学科的成就著称,生命科学好像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我想特别指出,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牛津大学医学院连续5年在全球医学院中排名第一,是全世界最好的医学研究机构之一。牛津大学和中国同行们正在紧密合作,应对这个世界上最棘手的医药和科学问题。

  除此之外,因为我自己是社会科学学者,所以也非常期待牛津大学与中国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更多合作。


  特别重视学生的专业激情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牛津大学给很多人的印象似乎是,教育一流,但有点“精英化”,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你怎么看这一点?

  理查森:这其实是个不真实的印象。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把“精英”和“精英主义”或“精英至上”区分开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牛津人可以被称为“精英”,因为进入牛津大学的门槛比较高。但“精英主义”则是指,能够进入是因为非富即贵,这就完全不符合牛津大学的实际情况了。

  我特别希望人们能够把牛津大学与“精英主义”区分开来——这样混为一谈,不但是错误的,也让我觉得很困扰。如果牛津真的是精英至上的话,我就不可能成为校长,因为我完全不是来自精英家庭。

  牛津大学之所以给人“精英主义”的错误印象,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美丽的校园环境、历史悠久的建筑和传统,并且曾经教育出26位英国首相及更多的国际社会领袖。实际上,只要你足够优秀,能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这些建筑和传统对你都是完全开放的。牛津走出去的很多领袖人物,本身并不是来自精英家庭,而是受益于教育,被教育改变了命运。

  归根到底,牛津大学所信奉的原则是“优秀者至上”。我们一直如此,将来也还会如此,因为一所大学如果要保持竞争力,就一定要保持这样的活力。

  《瞭望东方周刊》:牛津大学希望从中国招收什么样的学生?

  理查森:聪明,同时又对自己所学专业有强烈热忱的学生。

  除智力外,我们对于学生的专业激情特别重视——我们希望,学生能够“真心在乎”自己所学的专业,而不是因为这个专业走俏、未来“钱景”好,或者因为父母的意愿而选择学习它。

  在面试学生的时候,我们想要辨识的,就是这种学术激情。原因在于,只有被这种激情所激励的人,才会最努力,未来才会取得成就。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很多中国学生希望去世界一流大学学习。你能给他们一些选择学校方面的建议吗,比如为什么选择牛津而不是哈佛?

  理查森:首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一流大学,在其中任何一所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还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想从事什么专业,可能去美国上大学比较好,因为美国的教育面更宽,你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学科。但如果你知道自己想学什么,英国的大学可能就更加适合你,因为英国一流大学的“深度”是美国所不及的。

  我自己本科接受的是英式教育,后来又去美国读研究生。我到了美国后发现,我在本科阶段所涉及的专业深度已经相当于美国同学的研究生阶段。

  去美国上大学的话,你会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课程是专业领域内的,英国的大学,则是所有课程都是专业领域内的。所以,如果你特别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去美国的话可能就会有些失望。


  “脱欧”让牛津与中国走得更近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对于英国“脱欧”非常关注。“脱欧”会对牛津大学的筹款能力、全球竞争力和中国政策产生影响吗?

  理查森:我先说中国政策吧。当“脱欧”程序完成,甚至在谈判阶段,英国就很可能在不少方面把政策重点从欧洲移开,转向世界其他地区。从商业角度而言,中国是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英国有动力与中国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脱欧”会让牛津大学与中国走得更近。

  实话实说,“脱欧”并不是我本人和牛津大学很多人所期望的结果。但我同时也有信心,牛津大学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脱欧”也意味着新的机遇。

  比如说,“脱欧”可能会导致英国的金融服务业、制造业和农业受到较大冲击,政府因此不得不考虑“后脱欧时代”英国经济的主要驱动行业是哪些。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科学和创新。如果政府得出这个结论的话,他们就会对像牛津大学这样的机构增加投资。

  “脱欧”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有大约15%的学生来自欧盟。我们担心,英国“脱欧”会导致他们的学费上涨(目前英国是欧盟成员国,欧盟学生的学费远低于其他国际学生——编者注),其中一部分学生会负担不起。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希望可以筹款设立更多的奖学金来帮助这部分学生。

  第二,我们有17%的教职人员是欧盟公民。我自己来到牛津时,使用的是爱尔兰护照,也是以欧盟公民的身份在英国工作,因此对他们的境况感同身受——突然之间,就要开始担心“我还能继续留在英国工作吗?”

  我很有信心,也一再向他们保证,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但政府在谈判没有正式开始前不愿对此作官方保证。我希望可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是研究经费。牛津大学有12%的研究经费来自欧盟。由于研究实力强大,在各种经费竞标中,牛津大学总是表现优异,因此我们获得的欧盟研究经费比任何大学都多。

  英国政府已经口头表态,我们不会因为“脱欧”而失去经费,但我希望有一个更加正式的机制来保证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还会从其他地方以更有创意的方法筹措更多经费。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今年发生的一些重大国际政治事件——比如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的崛起——给人的感觉是世界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作为一名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学者,如果要向学生解释这些变化,你会怎么说?

  理查森:首先,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个时代,都会在某些时候经历我们自己所认为的困难时期。但其实这一代年轻人——不管他们来自中国、英国还是美国——已经非常幸运了,因为在有生之年他们大多不需要面对战争。

  其实,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受到欢迎这两件事有个共同之处:就是支持“脱欧”和支持特朗普的人,大多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觉得自己在全球化时代是“输家”的那些人。他们感到愤怒以及被时代抛弃,所以想借此报复“精英”,所造成的结果也是不幸的。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1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