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高晓东2016-11-10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聚焦自身建设,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对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大党内法规,会前舆论就颇为期待。

  其中,在1980年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之后,此番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尤为引人关注。

  在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制定的准则,是一个思想性、政治性、综合性很强的文件,要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形成的宝贵经验和基本规范,阐明党关于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和立场,有很多问题需要讲讲道理。

  党建专家们认为,从学理、历史、现实三个维度观察,有助于更深刻理解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学理维度:

  防祸患于忽微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里所说的‘全面’,涵盖了党建的所有方面,就是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该如何着手?

  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我们党要把党内政治生活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党内政治生活既包括理想信念,又包括基本路线,还包括政治纪律、群众路线、组织制度等,要搞好党的建设、从严治党,就要从党内政治生活抓起。

  中央纪委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志勇在媒体上撰文指出,95年来,我们党从艰难困苦走向成功胜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严明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而如今,追溯有些党组织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等现象和问题,往往与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政治生态渐遭“污染”交织共生。要正风反腐、激浊扬清、革除弊病,就要拿起党内政治生活这个武器。

  “党内出现的很多问题,根源都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戴焰军说。

  党内政治生活的缺失和不健全,会使其丧失防微杜渐的功能,最终可能导致小问题发展成大问题。

  “一名党员本来仅存在纪律方面的小问题,如果党内政治生活开展得好,就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及时发现问题并纠正。但是如果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不严肃,小问题就可能被忽略过去,最终发展成大问题,触犯党纪国法。”戴焰军说。

  历史维度: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四大考验”“四种危险”

  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新《准则》,特别在文件名称中强调了“新形势”。戴焰军说,这主要是为了区别于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1980年《准则》)——第一个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两个准则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1980年《准则》主要是修复文革对党内政治生活的破坏。

  2014年1月12日,习近平在给刘云山、王岐山同志的批示中指出:“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于当时恢复和健全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肃党的纪律、促进党的团结,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党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实践的起点还不止于此。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对如何规范地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进行过阐述。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建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如何将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来源的党,建设成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坚强领导核心。

  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无原则的批评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1929年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这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早期论述。

  随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党员和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抓党的建设,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不断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经验和成功做法,并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和实践要求加以创新。

  因此,以上内容都在1980年《准则》和此次通过的新《准则》中得以重申。

  此次制定新《准则》,是着眼于近年来党内政治生活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2016年8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表示,1980年《准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制定的,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尚未遇到,当时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不突出了。

  “所谓新形势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新条件、新环境、新任务。”戴焰军说,这由国际环境变化、信息科技进步、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等一系列因素综合而成。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挑战概括为“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

  “比如,新形势下,市场经济的某些规则映射到党内,在利益诱惑下,出现了以利益为纽带的团团伙伙,这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上世纪8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戴焰军说。

  由此就不难理解,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

  现实维度:

  “四个着力”解决什么问题

  谢春涛说:“新《准则》的一大原则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党内政治生活的薄弱环节。”

  除了腐败问题,新形势下,执政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还有很多。

  在说明中,习近平指出,一个时期以来,党的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

  新《准则》特别强调高级干部这一群体。在说明中,习近平强调,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

  他说,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不仅暴露出他们在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而且暴露出他们在政治上也存在严重问题,教训十分深刻。

  为防范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准则》在总则中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四个着力”——“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0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