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兴衰与凋敝,常常与这座城市的产业发展、人口聚集有关。能吸引人口,特别是人才,正是一座城市具有竞争力的表征。

  自2017年年初至现在,不断有城市出台政策,招徕包括应届毕业生在内的各个层次人才,户口、住房补贴各种“礼包”纷纷抛了出来。

  那么城市崛起,或者说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与人才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人才在城市间的流动完全取决于政策的优越程度吗?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专访。


  城市并非仅需要高端人才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竞争力和人才之间有没有特别明确的关系?

  倪鹏飞:具体而言,城市综合竞争力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经济的增量和经济的密度。换言之,不管这个城市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有什么样的功能、条件,城市竞争力就是城市创造财富的能力,大小用GDP的增量和密度来衡量。同时也存在其他衡量标准,但是目前来看,这种标准最为客观。

  在这一标准体系中,人才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分项。城市综合竞争力是由人才、政府管理、金融资本、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综合区位、商业文化、对外开放程度、经济结构、企业管理、生态环境、经济制度这10个分项竞争力贡献的。根据十年的计量测算,人才和政府管理目前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居于前两位。

  高端人才之所以对城市竞争力贡献很大,是因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他们进行的某些科研活动、创新活动能为城市带来更多垄断利益。这种利益产生之后的初始阶段,因为难以被其他城市模仿,而具备高收益性。

  《瞭望东方周刊》:创新性高端人才历来受到重视,即便是在人口受到限制的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也同样有相应落户优惠。但为什么2017年的人才竞争没有针对某些特殊的产业,而是到了并无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层面?

  倪鹏飞:各个城市都在围绕着自己的产业体系争夺人才。产业体系的发展需要相应人才,比如,发展生物制药、发展智能制造等。这类产业非常专业,地方不可能具备充足的相关人才积累,所以要在全国,甚至在国际上寻找人才。

  但是,人才也是阶梯性的,有最高端、最低层级的人才,也有中高端、中端的人才,再者还有低一点的技能人才。从数量来看,越低层级的人才需求量越多,越高端人才需求量越少。充足的低层级人才对城市产业的发展很关键,因为创新性产品由少数高端人才设计出来后,最终仍然需要稍低一些层级的技能人才去制作、生产。

  这是一个良性运转的体系。产品的发展方向由高端人才决定。因而城市对人才专业性的挑选,在最高层级就已经完成了,下面的人才层级跟随、实践就可以。所以出现了目前这种状况。

  再者,大量吸引应届毕业生还可以构建一种人才引入的氛围。能让所有人才都感受到重视,改变城市的文化环境,增强凝聚力,这一点也很重要。


  从集聚到扩散是一般规律

  《瞭望东方周刊》:出台了政策的很多城市都具有区域辐射性特点,是区域中心城市,那么他们出台大量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对区域内其他城市而言,会产生影响吗?

  倪鹏飞:目前的这些政策并没有说仅针对一线人才,政策出台以后,人才既可能是从一线城市吸引过来的,也可能是从区域范围内的次一级城市吸引过来的。

  不过,相较之下,这些城市的户口对区域内次一级城市人才更有吸引力。所以,可能会出现区域内人才汇聚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区域内其他城市而言,可能会降低他们的人才竞争力。

  但是市场的作用机制本来就是如此,一个区域不会同时全部发展起来。目前而言,这些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占领先机,优先发展,相应产业进入良性循环,汇聚人才等资源的能力就会更强。

  不过,这个规模效应并不能永远进行下去,它也会有负外部性产生,到达一定程度后,区域中心城市就要从集聚阶段转为扩散阶段。这时,人才自身也会感觉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已经减弱了,最终,产业要素逐步向区域内其他城市扩散,同时带动了其他城市的发展。

  因而,核心城市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影响不太一样。目前来看,成都、长沙、武汉等这些省会城市正在进入经济快速集聚的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全国层面上,是否也是先集聚然后扩散?

  倪鹏飞:是的。在中部、西部设立城市群或者国家中心城市的目的,其实就在于减少太大层面跨区域的集聚,比如从西部向东南沿海。现在这种设置可以把集聚的范围缩小到西部的几个城市群、中心城市,产生局部集聚,解决一部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具体来看,不同城市和区域间的人才等要素扩散包含三个层面:

  首先,东南部沿海发达区域向中部、西部地区的扩散;其次,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的扩散;最后,一个城市群之内,中心城市向非中心城市的扩散。

  扩散则会是这样的过程:从区域来看,是劳动密集性的低端产业从一个东南沿海区域向中西部扩散;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扩散的是中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则是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某个环节的扩散居多。


  如何留住人才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没有这些政策,人才会不会出现某些区域性流动,出现从发达地区和城市向不太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回流现象?

  倪鹏飞:目前来看,人才在国家间、区域间,或者城市间改变流动方向是全球存在的趋势,比如中国、印度人才回流已经比较明显了。2016年开始,我国出国的留学人员和回国的相比,已经出现了顺差。

  具体而言,人才与产业一直是一起流动的。从美国的区域发展情况来看,人才与产业同样先集聚到东部区域,发展了东部,然后流动到中部,最后就是西部大开发。直到二战之后,旧金山和洛杉矶、西雅图等太平洋沿岸西部区域,才最终发展起来。而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太平洋沿岸、硅谷所在的旧金山大都市圈的人才和产业又重新往东部扩散,聚集到了加州,带动了加州的发展。这同样是因为房价太高等成本提升的挤出效应,再者就是生态环境恶化,留不住人才。

  欧洲一体化之后,德国的汽车工业布局到波兰等东欧国家,遵循的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不能把中国的事情特殊化,世界范围内遵循的规律都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新一线城市的这些政策必然会产生作用,加速了这个过程。

  《瞭望东方周刊》:人才来了,产业就起来了吗?城市的竞争力就能提上来吗?还需要准备什么?

  倪鹏飞:人才引过来,发展创新产业的同时,需要做好制度保障。创新性产业需要配套资金、设备等,这个是基础,不必赘言。不过,还需要注意几个比较容易忽略的方面:

  首先,知识产权保护。高端科研和高端制造业需要投入大量研究费用和人力物力,如果一转眼就被抄袭了,就难以获得垄断利润。打击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尤其是针对一些力量弱小的创业公司,更应该加强对他们创新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

  再者,形成认同知识和人才重要性的文化氛围。现在的政策涉及了转移支付问题,城市提供给部分人才的种种优惠,比如住房补贴等,实际上来自于税收。各个城市的这种选择,从经济角度而言,没有问题,毕竟人才为城市创造的财富更多,相当于政府预支了这些人才未来给城市创造的经济价值,提前支付给他们。但是,这涉及到整个社会层面共同的价值认同。

  最后,就是城市治安、医疗教育等各个层面公共服务资源的配套。相较于其他人群,人才对城市环境要求更高。想吸引人才,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完善。

  比如,在我们的研究中,社会犯罪与城市人口规模负相关。一个不能保障基本生活安全的城市,何谈留住人才?医疗、教育、城市交通设施配备等也是同样的道理。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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