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朗宓榭是一位会算命的汉学家,他目前领导的研究机构,徽标是圆圈中的一个“命”字。

  批八字、掷筊杯、修习奇门遁甲是他学术研究的需要。在西方汉学界,朗宓榭向以通晓语言种类多和学术领域宽而为人熟知。他的夫人说他有“旁骛之心”,而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周振鹤说他做学问“爱偏门”。

  其实朗宓榭的汉学之路很大程度上起于宋明理学研究,他是宋代理学家张载《正蒙》德文本的两位译者之一。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德期间与几位汉学家会面,其中就包括朗宓榭。朗宓榭当时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儒家在习近平主席心中的地位。

  “他的回答非常坦率。他说,按照儒家观点,就长远而言,义比利更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轻视‘利’,应该多给老百姓一些实在的‘利’,义利并举。这非常好。”朗宓榭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道。

  “我们现在都说中国文化是多元的,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过分抬高其重要性,我担心儒家将来会成为中国唯一的思想流派。”朗宓榭说,“新儒家不能只着眼于自己闪光的历史,过度强化儒家在中国传统中的角色,也不能与政治走得太近。而政府应该平等对待各个学术派别。”

  2014年9月,朗宓榭在复旦大学作了四场讲座。第一讲《“小道”有理:中国与欧洲预测术的比较研究》吸引的听众最多。

  预测术,在中国被《四库全书》总纂修纪昀称为“小道”,在欧洲曾被大阿尔伯特(约1200-1280年,德国理论家、主教、科学家——记者注)称为“不定之术”。朗宓榭说自己的理想是将预测术从“小道”带入“大道”,整合到国学中去。

  他说:“我不否认,命理学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是‘小道’,但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非常普遍。严复的宇宙观完全是向西方学的,但他每个星期都会卜卦,问自己的身体和财运等;吴宓是很开明的一个知识分子,但他也在女儿婚礼前看《日书》挑日子。”


筹算与先知

  《瞭望东方周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文明传统,都对预测未来的命理学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中西方的预测学有怎样的异同?

  朗宓榭:预测是人类共同兴趣所在,但东西方对待命运和自由的态度不同,发展的路径及侧重也有所区别。

  中国预测以筹算为基础,《周易》是延续至今的中国预测术的核心,通过复杂的分离蓍草来预言;西方的预测是从先知口中探知,古希腊将阿波罗神(德尔斐预言的主人)视为皮媞亚预言的灵感来源,从公元前八世纪以来长期兴盛,当时的权贵会千里迢迢去德尔斐神庙询问一个具体的问题或事件。《新约》中的预言也是启示,耶稣自己就是先知。

  当然,这两种预测方式在东西方都有。中国的先知体现在如萨满教、巫术、扶乩技术当中,尽管有上层读书人参与了这些活动,但中国的先知式预测还是一种边缘现象。西方也有以计算为基础的预占学,如占卜,只是不太发达。在古希腊古罗马,占卜活动主要是在老百姓中流行,先知才是西方的高级文化。

  还有抽签,从古代希腊到中世纪末,抽签在西方很普遍,是属于老百姓的预测,技术含量较低,不是高级文化。而中国易经的方法基本上也可视为抽签,但易经却是文化精华。

  从预测技术的层面看,中国比西方更发达。除了星相学外,没有禁地——星相学被朝廷垄断,主要限于“天垂象,见凶吉”,有政治敏感性,个人无法进行。其他预测技术则五花八门,大部分都是从周易生发出来的。西方则星占学比较发达。

  中西方的星占都是天地间的大学问,都是基于天人感应,基于对天和人的理解,从各自的文化语境出发的。西方的星相学催生出“星象医学”、“星象气象学”,中国用阴阳五行建构星象世界。西方的生辰星占学可比之于中国的八字算命,13世纪的波拿第在《天文书》中认为星占能够解答何时破土动工才能吉祥顺利这样的问题,和中国的“择吉之术”有可比之处。

  中国预测术中的“卜”人,和西方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卜”地,即看风水,则是西方所没有的。

  另一个根本的差别是宇宙观。在基督教看来,宇宙之上,还有另一层次,就是上帝。上帝的态度和行为是不可预测的。传统中国没有上帝概念,有人提出,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就是说按照我们所懂的宇宙的规则来做我们的事情,宇宙是有规律的,人是宇宙之一部分,如果可以推理宇宙规律,也可以推理个人命运。这个看法有些道理,但过于简单。

 


迷信和命运

  《瞭望东方周刊》:命理学、预测术,有人认为它是科学,有人则批之为迷信。它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

  朗宓榭:大阿尔伯特试图将星象学吸纳进科学。他把科学分成两类:一类建立在调查起因的基础上;一类是对预兆的推测。星象学被视为“推测”或概率的学问。

  但是,在基督教主导的西方,设法探究上帝的天机是一种罪恶,所以天主教多禁止星占学、掷骰子和其他预占术,预占在西方随着基督教的普及,不再具有主导地位,而仅仅是残余现象。欧洲启蒙运动则是以科学来杜绝预占术。

  中国历朝历代在不同时期曾将不同的预占术定为秘术,但是占卜术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被宣判为“迷信”而遭禁止,它不是中国文化的对立面,反倒被容纳吸收到很多家族意识及国家礼仪之中。

  中文的“迷信”是一个外来词,“迷信”这个西方概念历经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意义已经被掏空,成了批判的话语,是负面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启蒙思想流入中国,直接导致1928年和1930年中国“反迷信”的立法运动。其间,不仅很多寺庙被迫关门,很多占卜术士都被禁止从业。但是,40年代的中国还是出现了20世纪最著名的三位命理大师:徐乐吾、袁树珊、韦千里。

  袁树珊著《命谱》,为64位名人立传,包括孔子,解释为何孔子三岁丧父。尽管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极力倡导启蒙开化之风,但是占卜书籍依然十分流行。

  1949年以后,“迷信”这个概念使用更为广泛,“文革”时期,禁止包括占卜在内的“封建传统”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预占方面的书籍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可以在书店买到了。不过算命作为实践,仍然处于灰色区域。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认为是可以改命、改运的。

  朗宓榭:命理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由的命运的认识上。预测可以不断重复,是自由的表达。常有人说古代中国缺乏自由的概念或自由的概念很弱,但是,在一个相信命运之预测的文明中,用从预占中获得的知识,在理论上是可以与命运斡旋,从而获得自由的。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很多与命运交涉的形式。从法术到道德、修身,通过祭祀取悦祖宗或通过《日书》的指导行事等,以及佛教世界里可以改善宿业,以减少甚至彻底抵消不良后果——佛典里的《占察善恶业报经》就谈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称之为传统中国“根本性的存在着的乐观主义”,因为自由可以通过每天与命运的交涉而实现。


“大数据”与预测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数据”很流行,人们甚至用它预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等等。你怎么看?

  朗宓榭:大数据预测与概率关系很密切。欧洲很多所谓“科学预测”的形式是在18到19世纪的转型期间产生的,主要使用概率测算。

  概率测算和赌博有密切关联。对预测数据的处理首次在数学家高斯的常态分布中得到表达,并发展为钟形曲线。从1844年起,钟形曲线在概率计算中大量使用,在钟形曲线高峰处的事件,我们或许可以进行“科学预测”。然而,预测处于钟形边缘的事件,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

  柏林墙的倒塌、雷曼银行破产后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许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事件,是用这种概率计算无法预测的。每天我们都经历着预测,特别是经济界的预测——一直在不断修正。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0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