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恩智库数据显示,2017年年末贺岁档43部定档影片中,喜剧占了约三分之一。猫眼中国电影票房总榜前十名中,有5部是喜剧,2017年,头部喜剧片票房均值达到10亿元。

  这些年来,大众对喜剧内容的需求一直有增无减。一些小成本喜剧成为票房黑马逆袭好莱坞特效大片的例子也有不少,但从整体来看,华语喜剧电影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多数票房并不理想。

  不过,内地与香港影人近年来合作紧密,特别是在喜剧领域形成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

  在这个过程里,两地影人如何跨越地域文化差异?内地喜剧与香港喜剧,是谁的笑点“征服”了谁?

  

  和而不同

  一种流行的文化产品之所以流行,往往与当地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虽然内地喜剧与香港喜剧在类型特征上是一致的,但不同地域的生活习惯、思想文化特征大相径庭,造成了两地喜剧“和而不同”的局面。

  在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陈可辛看来,香港人具有乐观天真的精神气质,比较简单直接,因此香港喜剧的显著特征是快餐化。

  香港贺岁喜剧就是一种以单纯的喜乐为基调的片子。内地不少贺岁片借鉴了其特点——表现传统节日的主题,故事情节虽有冲突,但最后一定是大团圆结局,演员众星云集。

  “内地喜剧有很多笑料非常隐晦,香港片子很多笑料则很直白接地气。”香港影评人廖伟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相较而言,内地喜剧还是注重在抖笑料时形成某种讽刺,尤其喜欢用语言本身表达一种曲折的幽默,这在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中表现突出。

  “冯小刚的喜剧电影在北方认知度高,但一些语言上的幽默在南方并不能被完全理解。”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港台电影研究员赵卫防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显示出,喜剧的地域文化差异,首先是由语言体现的。

  在一次会议上,香港导演严浩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聊天时谈到,自己就完全没有看懂《疯狂的石头》中“我这个是宝马车BMW,别摸我”这句台词。

  “某些带有历史元素的笑料香港人未必了解。香港人的一些玩笑方式对于内地人也可能会造成一种冒犯。”廖伟棠说。

  香港喜剧具有鲜明的“无厘头”风格,内含一种消解严肃的趣味,喜欢自嘲。这与香港的草根文化性格密不可分。“香港喜剧很少说假话、大话、空话,容易让观众产生认同感和代入感。”索亚斌说。

  实际上,香港喜剧的快节奏、自嘲精神已经被内地喜剧吸收了,新生代的内地喜剧《煎饼侠》《缝纫机乐队》都是个中代表,已与“冯氏喜剧”有鲜明的区隔。

  实际上,由于较早进入工业化和跨地域传播的阶段,早在两地影人合作之前,香港喜剧就已经开始影响内地观众的审美趣味,尤其是“80后”一代。这代人恰恰是目前内地喜剧的创作中坚,这造就了两地喜剧融合的基础。


  互动融合

  在索亚斌看来,内地创作者已经比较充分地借鉴吸收了香港喜剧的既有经验。

  比如陈思成导演的《唐人街探案》,人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成龙动作喜剧的影子,也可以看到用自嘲方式塑造的人物,人物性格特点也用夸张搞笑的方式加以呈现。

  内地喜剧与香港喜剧融合碰撞后形成的新景观,在诸多人气喜剧中都有体现,比如《港囧》《煎饼侠》《夏洛特烦恼》《缝纫机乐队》《羞羞的铁拳》《美人鱼》《西游降魔篇》,等等。这与两地越来越活跃的创作合作有关。

  演员张译参演了由陈可辛监制、吴君如导演的《妖铃铃》,从主创阵容上来看,来自香港的演员有吴君如、方中信、吴镇宇,来自内地的演员有沈腾、岳云鹏、张译、papi酱等,可以说是喜剧的“南北会师”。

  不过,张译在合作中并没感觉到明显的地域文化差异,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觉得双方越来越靠拢了,越来越趋近两地都能接受的那个中间值,我认为这里面所蕴含的文化趋同是一件好事。”

  张译解释说,过去内地喜剧电影比较追求“讲道理”,但时代发展到今天,情形正在发生变化,内地喜剧也开始“无厘头”,而香港喜剧也开始“讲道理”。

  “和内地合作后,我们尽量去找每一个包袱的支撑点,不止是一笑而过而已。”陈可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体现了两地喜剧风格的碰撞与交融——两地合作的影片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喜剧电影的新构建,让内地和香港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喜剧元素产生了化学反应。

  赵卫防以《夏洛特烦恼》为例,主角虽然穿越成为了所谓的成功人士,但却失去了爱情和健康,“实际上也是一种解构的表现,香港经典喜剧中的‘无厘头’在其中得以延续深化,也让‘无厘头’与内地主流价值观更为吻合。”

  与此同时,电影用整个故事而非破碎的桥段来达到喜剧效果,赵卫防说:“这样的喜剧建构方式也更符合内地的审美习惯。”

  赵卫防认为,“港味美学”同当下内地喜剧结合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喜剧形式。

  在最近的两地合作影片诸如《捉妖记》《美人鱼》中,这种新的喜剧形式体现得较为明显。“比如突出主角身上善与恶的斗争,让人物显得丰满立体;通过严格的类型化操作,来营造喜剧效果;追求‘无厘头’的极致性,同时注重细节和桥段。”赵卫防说。


  市场大带来的好与坏

  两地喜剧在融合中寻求风格上的“中间值”,与其说是谁“征服”了谁,不如说是创作上的对话。只是,内地的确在市场的层面“征服”了香港电影人。

  上个世纪后半叶,香港电影曾经对整个华语电影世界的创作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其功绩不容抹杀。但是,在索亚斌看来,今后随着华语电影创作中心的转移以及市场的大融合,其影响会逐渐减弱。

  电影业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促成其发展和变化的内生驱动力,是生产要素配置的不断优化,这在如今的华语电影世界也有所体现。

  “当一个市场比另一个市场大那么多倍的时候,就会把所有人才吸引进去。好莱坞是这样吸引英国和澳洲人才的,内地也会这样吸引港台的人才。”陈可辛见证了华语电影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他自己也是香港导演“北上”的代表。

  在“北上”过程中如何适应内地市场,是陈可辛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017年6月,金爵论坛发布的《201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提到,中国电影市场的鲜明特点是体量大、规模大、潜力大。当然,风险也更大。

  陈可辛发现,如今内地电影项目的上马,远不像当年香港电影那样“草率”,必须有大数据的分析、全面的市场考量。“内地这么多人,不会简单地‘用同一个鼻孔呼吸’。从发行到整个体系,都觉得这个戏能拍,然后我们才去拍。”陈可辛说。

  这让陈可辛感觉“现在拍电影就像一个非常难的科学问题”。他认为,这也是时下的市场环境导致的,面对更大的风险,制作电影的过程不得不更为谨慎小心。

  在陈可辛看来,内地市场能容纳更多的地域文化和电影风格,这是“市场大的好”,但各地域观众也的确有不同的兴趣点,寻找最大公约数很难,这是“市场大带来的坏”。


  “拍喜剧需要明白这个社会”

  伴随全媒时代的到来,观众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更加凸显,电影创作者想要获得市场认可,必须想尽办法和当下的观众之间形成有效呼应。

  索亚斌认为,对于香港电影,很多观众感到特别亲切,是因为带有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沧桑感与距离感。实际上,过去很多的香港喜剧是在快节奏的工业制作下产生的,以艺术标准的角度来看,显得相对粗糙。

  有人将香港喜剧曾经造就的辉煌视作“不可逾越”的巅峰,这或许并不是一种理性的看法。“我们过去的香港喜剧里面也有一些初心和热血,但是并不代表那个就是好。”陈可辛说。

  陈可辛表示,电影创作要走向成熟,就要从感性迈入理性,“现在竞争更残酷,我们做东西必须用心。”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3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