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高晓东2018-01-18

  2018年1月19日,山西省纪委监委办公大楼入口处醒目地挂着两块牌子。

  一年前,两块白底黑字的新牌子并排挂上此处,其中一块写着“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另一块则是“山西省监察委员会”——这是此前一天,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刚刚设立的机构。

  这两个机构,采用同一套工作班子,办公地点设在省城长风西街一处省直机关的办公大楼内。这里每位工作人员都具有双重身份,既需要依规执纪,也需要依法监察,制作的文书也有两套——一套用纪言纪语,另一套用法言法语。

  按要求,挂牌悄悄进行,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不过,安静的挂牌背后,却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

  市县两级的改革也随之推进。截至2017年3月30日,山西省形成了1个省级监察委员会,全部11个市级监察委员会以及119个县级监察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在全国三个试点省(市)中率先完成这一步。各级监察委员会与同级纪委合署办公,人员随之到位,案件线索也全部移交。而工作制度的研究和制订,与机构筹建同步启动。


  带头当好“施工队长”:党委领导贯穿全程

  改革起步之时,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砌好了山西省监察体制改革的第一块砖:“省市县三级党委书记担主责,带头当好各级的‘施工队长’。”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为: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根据《方案》,不但中央成立了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还要求试点地区党组织要担负起主体责任,对试点工作负总责,并由省(市)委书记(而非当地纪委书记)直接担任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组长。

  山西的改革,在方方面面践行着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海案,是山西省启动改革试点之后,山西省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的第一案。

  查处郭海案时,初核、立案、采取留置措施、下达处分决定等每个环节,都经过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审批,有的还经过书记专题会和省委常委会研究,整个过程都在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

  此外,郭海案的专案组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根据山西省监察体制改革的规定,所有案件调查组均需成立临时党支部,将党的领导延伸至反腐工作的第一线,从根基上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在强化党对案件查办工作领导的同时,专案组特别注重在审查调查过程中体现党的政策,如对郭海以同志相称,通过学习党章、重温入党誓词,促使其主动交代问题。

  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一执纪审查(调查)室主任芮辰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每个谈话室里都有党章、宪法等,被谈话的人员首先要学习党章、重温入党誓词,进行纪律教育。”

  芮辰文所在的一室,2017年查办的另一项案件——梁争平案,全过程也都由党委领导。梁争平是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属于省管干部,省委对案件的办理进行决策、审批,同时还行使着监督权。

  “对梁争平由谈话函询转为初核,由初核转为立案查处的每个关键环节,纪委监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及时向省委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省委主要领导都有重要批示。”芮辰文说,“后来,对梁争平立案并采取留置措施,是严格按照程序并经省委批准后才实施的。党的领导和监督落实在我们监督调查处置工作全过程。”

  改革后,党委开始介入一些此前并不负责的环节。比如在政务处分环节,基于原“政纪”处分的相关依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纪委监委提出政务处分建议,将原来报同级政府批准调整为报同级党委批准后,以监委名义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并执行。

  事实上,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中,明确了纪检机关和纪检干部“协助党委”的定位,要自觉把工作置于党中央和同级党委、上级纪委的领导之下。

  如今,纪委监委在对有关干部进行初核、立案、采取留置措施、作出政务处分决定等关键环节,均需要通过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审批。

  根据山西省的改革方案,纪委监委对下一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进行初核、对本级党组织管理的干部决定立案,均需报请本级党委书记批准;采取留置措施,也应当报党委书记批准,在采取留置措施的同时,向党委书记专题会成员报告;涉嫌犯罪拟移送司法机关,经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后,提请党委常委会议审定;重大案件第一时间向党委书记报告,不仅报告结果而且报告过程等。


  超级机构融合之道:“三不增”的逻辑

  2017年12月8日调到现在的岗位之前,芮辰文是纪委党纪教育基地负责人。那里是之前的“两规”场所。

  如今,他所负责的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一执纪审查(调查)室的14名工作人员中,11人有司法工作经历——9人从检察院转隶过来,另外2名通过遴选入职。

  和纪委监委第一执纪审查(调查)室一样,新组建的山西省纪委监委各个部门,均由转隶人员与纪委的工作人员交叉编成。

  山西省纪委监委组织部副部长万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安排工作的时候,还会尽量把有办案经验的转隶人员安排到执纪监督、审查(调查)、案件审理等办案一线部门。

  改革后的山西省监委,共有省检察院转隶人员63名,安排在执纪监督部门17名、审查调查部门22名,占比62%。而放眼山西全省的市县两级监察机构,共有检察院转隶人员1822名,安排在执纪监督和审查调查部门共1165名,占比63.9%。

  在整合省市县三级反腐败力量的过程中,严格坚持总体上“三不增”原则——不增机构、不增职数、不增编制。

  “改革如果增加机构、增加职数、增加编制,就会增加党委、政府的负担,与精简高效、内涵发展的要求不符。”山西省纪委监委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师旭明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要做到这三点,需要在组织结构上进行创新。比如,在乡镇一级,长时间以来,纪检监察队伍并不齐全。在改革试点过程中,山西省在两个试点县(区)——安泽县和平鲁区,采用了赋予乡镇纪检干部监察员身份,而不是增设机构的方式。

  山西临汾市安泽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晋红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次改革,省里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乡镇监察员必须从乡镇具有公务员编制的专职纪检干部中产生,并以县监委赋予职责的方式工作。按照这个标准,安泽县为全县7个乡镇配齐了队伍,每个镇2名。”

  不过,在实际的组织机构创新之前,山西省先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用最“笨”的方法掌握了实际状况——调研。

  万勇说:“2016年底,改革开始时,我们首先集中半个月的时间,对涉改人员进行了两轮前期调研。”

  调研组发现了一些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检察院的同志,有的工作了一二十年,担心转隶后之前的工作表现还能否被认可;有的担心转隶后待遇会降低。纪委的一些同志则担心自己法律业务不熟。”万勇说。

  “随后,我们开展了大量思想工作,特别是反复强调,这次改革不是谁吃掉谁,而是两家单位共同转隶。进一家门,便是一家人。在职务安排、个人成长进步等方面做到‘一碗水端平、一把尺子量到底’。”万勇说,“细致的思想工作解开了大家脑中的疙瘩,没有发生一例负面事件。”

  万勇告诉本刊记者,家访是常用的一种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既掌握干部8小时工作时间之内的情况,也掌握8小时之外的情况。”在机构组建完成之后,各级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仍入户家访2807次。

  改革后,山西全省131个纪委监察厅(局)的443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和135个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预防等部门的1885名检察干部,全部整合至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项职能。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5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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