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高晓东2018-05-17

  浙江台州温岭市石塘镇车关村是个濒临东海的渔村。

  几个月前,车关村的海滩旁边黢黑的岩壁上,多了个半平方米的蓝色公示牌。公示牌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侧,负责金沙滩的村、镇两级“滩长”的职务、联系电话等一应信息清晰明了;右侧则是一幅“滩长”郑仙兵需要负责的海滩区域地图。

  2017年9月,国家海洋局启动“湾长制”试点,浙江省成为全国5个试点之一。根据要求,试点范围内的村镇县市等主要党政负责人,均需承担海湾、海滩治理工作。作为村委会主任,郑仙兵成了车关村第一任“滩长”,管理着全村1.4公里长的海岸线和0.8平方公里的滩涂。


  浙江先行

  车关村的海滩名为“金沙滩”。金沙滩旁就是村里的渔港,港里泊着黑压压一片数十条渔船。车关村全村423户人家,多数以捕鱼为业。

  村里除郑仙兵这名“滩长”外,还由温岭市(台州市所辖县级市)财政拨款,支付每月1200元基本工资和2400元季度考核奖励,雇佣了一名“护滩员”。像郑仙兵这样的村级“滩长”,浙江台州共346名。

  浙江省“湾(滩)长”可以分为市、县、乡(镇)和村四级,截至2017年年底,共有1000余名。位于东海之滨的台州市,是浙江省4个临海的市之一,也是浙江省“湾(滩)长制”的缩影。

  台州自北向南共3个海湾,分别是三门湾、台州湾和乐清湾,每个海湾一个“湾长”,分别由副书记、副市长等三位领导干部担任。同时,台州市委书记和市长担任全市“总湾长”,对全市范围内的海湾和海滩承担治理保护责任。在市级“湾长”之下,是22名县级“湾长”和“滩长”,86名镇级“滩长”,346名村级“滩长”,以及数量庞大的护滩员。由此形成了金字塔形的“湾(滩)长”体系。

  每片海滩的公示牌上,一层层地标示着对这片海滩承担责任的各级“湾(滩)长”。公示牌背后的责任同样层层分解开来,同一层级中的“湾(滩)长”均以行政区域为界,对各自辖区内的海湾和海滩治理、保护,担负职责。

  不难看出,浙江省的“湾(滩)长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县级以及县级以上设置“湾长”,乡(镇)、村以及部分县设置“滩长”。

  本刊记者发现,浙江省不少“湾(滩)长制”公示牌上的落款时间不一,但都要比国家海洋局开始推行“湾长制”的时间早几个月。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解释道,这是因为,早在国家海洋局推行“湾长制”试点前,浙江省就自下而上地总结出了“滩长制”的海湾治理经验。

  事实上,早在2014年,浙江省就启动了针对滥捕行为的“一打三整治”渔场修复行动。东海渔业资源丰富,渔获量在中国四大海域中居首位。但从大约10年前开始,由于滥捕等原因,东海渔业资源逐年缩减,“东海无鱼”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各大媒体上。

  宁波市象山县在实施“一打三整治”行动时,通过以行政区划为界,给主要党政领导分割责任的方法,取得了良好治理效果。随后,基于这一经验,浙江省制定了“滩长制”试点方案,于2017年6月上报至国家海洋局,三个月后获批。不久后,国家海洋局推行“湾长制”试点时,浙江省同样加入试点。由此,浙江省有了自上而下的“湾长制”试点和自下而上的“滩长制”经验。

  在浙江省后来的试点推行过程中,“湾长”与“滩长”之间进行了明确的责任分工。浙江省台州市“湾(滩)长制”办公室主任、浙江省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潘崇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市县级以上的党政主要领导担任‘湾长’,制定规划、制度以及监督执行等,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和村一级的主要负责人任‘滩长’,负责具体执行。”


  治湾先治滩

  浙江省这种“湾长”与“滩长”结合的架构,跟海洋治理途径相关。

  “治理海洋,解决的问题从来不止在海里,也不仅涉及海洋与渔业部门。”潘崇敏一边用手机翻看海洋环境保护法,一边跟记者解释目前的“九龙治海”局面。这方面,最为紧要的就是陆海统筹。

  海洋治理领域有个流行语,对海洋与陆地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海滩是海湾的细胞。早先,海洋污染治理领域也有公认的数据,80%——海洋80%的污染源于陆地,这包括了陆地上的排污、河流污染输入等。保护渔业资源等海洋资源,同样跟陆地紧密相关。

  在“滩长”郑仙兵的6项巡滩责任中,上报和清理违禁渔具被列为第4项。违禁渔具网眼小,没有长到捕捞尺寸的小鱼小虾甚至鱼苗,都很难逃脱。不过,与公众认知不同的是,这些违禁渔具相当一部分不是从渔船上查处的,而是从海边滩涂中清理出来的。

  当地非常出名的违禁渔具俗称“地笼网”,就埋在滩涂上,涨潮时浸在海水里。因网眼过小,对渔业资源伤害极大,“地笼网”又被称为“绝户网”。小鱼小虾顺着涨潮的潮水游上滩涂,被这些渔网网住,就此留在网里。因为制作容易,价格低廉,还不需要捕鱼人专门看管,“地笼网”在沿海很多地区泛滥。退潮后,有的海滩整片被几千张渔网罩住,无处下脚。

  自2014年5月至2017年10月底,浙江省“一打三整治”共清理违禁渔具62万顶。这其中就有“滩长”们的功劳。

  巡滩时,郑仙兵打开手机上的“湾(滩)长助手”App,点击“开始巡滩”按钮,就会出现一幅卫星地图,实时显示巡滩轨迹,并传输到乡(镇)、县、市监控后台。“一旦发现垃圾、违禁渔具等,我就拍照上传,能处理的随时处理掉,处理不了的,就点App上的按钮,汇报给镇级“滩长”协调解决。”郑仙兵说。

  除违禁渔具之外,非法占滩、破坏占用岸线、三无渔船、修造拆渔船、入海口排污等5项内容也在郑仙兵的巡查范围内。这些职责都被汇聚到了一款名为“湾(滩)长助手”的手机App上。

  石塘镇副镇长陈祥宝是镇级“滩长”,是“湾(滩)长助手”App的信息传输链上权限高于郑仙兵那层,也是郑仙兵上报信息后的接收者和问题督办人。


  基层协调更容易

  目前,“湾(滩)长制”推行过程中,采用的很多协调经验来自于之前“河长制”的实践。

  “之前,我们推行‘河长制’时发现,最容易出现垃圾的不是河里,也不是岸上平地,而是两者中间的坡地上。所以,我们推行‘河长制’时有个规定,要求边界附近1米范围内如果出现垃圾,两边都有责任。我们推行‘湾(滩)长制’时,依样画葫芦,海边滩涂上两村界线附近10米内出现违规行为,两个村的‘滩长’也都有责任。”陈祥宝说。

  陈祥宝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违规情况由村级“滩长”上报到镇里,一般是因为事情太过复杂或者涉及多个业务部门。让党政主要领导担任“湾(滩)长”的初衷,就有协调同级各业务部门的考虑。不过,从App目前的信息传输流程来看,涉及同一行政级别不同部门时,信息传输只能溢出App。

  “电话、微信、信函等,任何信息传输方式都可以被用来调度其他职能部门,很快就能得到反馈。”陈祥宝说。

  与市或者更高一层相比,在乡镇和村层面,进行各部门以及行政区域之间的协调要容易得多。潘崇敏说,基层一人身兼数职的情况时有发生,到了最基层的村级,几个村干部要负责所有事情,协调起来显然要比省、市层面容易得多。


  激活村级“滩长”

  “湾(滩)长制”作为一项责任分担和协调机制,要想真正发挥效力,离不开考核制度。

  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将在2018年底迎来浙江省“湾长”和“滩长”们履职后的第一次考核。而“湾(滩)长助手”App则要发挥履职记录仪的功能,此前记录的种种信息变成了考核的最佳依据。

  不过,如何奖优惩劣,提高工作积极性,台州当地还在摸索中。

  “公务人员考核奖惩机制的建立非常简单,自上至下各个层级都可以直接纳入政绩列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施明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7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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