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张静2014-08-28

邛崃夹关周河扁“小组生”新农村综合体,当地村民就近种植蔬菜


  2013年,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高院村几易其稿的楼房设计图正付诸实施,根据这份图纸,高院村的238户居民将全部集中居住在一个小区,开始他们的“大集中时代”。

  10月,成都市政府的一纸新批文,使这张箭在弦上的设计图纸做了颠覆性的修改。原先的一个大院分为5个组团,组团与组团间以田园景观区隔;原先贴瓷砖的平顶排房,改为川西风格的别墅,且更错落有致,不再是排成直线的“营房”;原先设计的居住区,与生产区距离约2公里,要骑着摩托车挂着一只粪桶去劳作,现在生产半径只有0.5公里。

  原图纸上的设计是大集中时代的新农村典型风貌,现在高院村的格局样貌,被称为“小组生”。

  “小组生”这个词,正在成都流行,是“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的简称——在实践中又加入了补足语:小规模集中、组团式院落、生态化环境。

  不仅如此,自主经营的农民在关于自身生活形态的构建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在高院村,还有大邑县苏家镇香林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各见到一处新庭院簇拥中的老宅子——宅主不想参与“小组生”项目。

  成都市明确要求,不准基层政府强制农民参加集中居住,发现一例,查处一例。退出房屋红线以外的政府权力,集中用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

  自2012年在成都郫县、新都区等地启动,截至目前,成都新农村综合体已建成54个,在建55个。成都市力争每年启动建设新农村综合体20个以上,到2020年,全市建成新农村综合体200个以上。


新农村蓝图的调适与创新

  农村社区过高的集中度,弊病较多,不仅居民的舒适度普降,过大甚至上万人的小区亦给管理和服务带来很大难题。2012年3月26日,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到郫县调研城乡统筹工作,提出新农村建设要“聚居适度”、“宜聚则聚,宜散则散”。

  据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全市农村散居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约150平方米。以高层建筑为主、集中度比较高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人均综合用地面积30~40平方米;以多层为主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人均综合用地面积40~50平方米;三层以下为主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如新津县普兴镇袁山社区,人均综合用地面积约65平方米,人均住宅面积约45平方米。

  目前正在推进的“小组生”新农村综合体市级示范点,人均综合用地面积在50~70平方米之间,平均为58.12平方米。与同为三层以下的袁山社区相比,“小组生”模式的人均住宅面积大致相等。

  川西农户传统上习惯于散居,组团式仍然体现了聚居的要求,以整理、腾出更多的土地,作为其参与市场经济的本钱,但集中度调低。新农村综合体一般以100户至500户为宜,是为“小规模”。除了对聚集度的校正,还对广受诟病的农民房的审美水准作了提高,这是通过组团式、生态化实现的。

  高院村的玲珑锦院融合了原有的路、渠、林、田,形成5个组团,每个组团20至50户不等,各组团间隔50至200米,组团区间道路宽度不超过6米,各组团之间大量保留原生态植被,彼此间有林盘、沟渠、湿地、农田间隔,房前屋后郁郁葱葱,种的都是柚子、橘子、枇杷等果树。农民新居大量保留原生态痕迹,类似于传统的川西林盘院落,但又更加错落有致。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在树林里面建房子,而不是在房子之间栽树”,“透山秀水”,体现了居、景交织融合。而由于田园风光甚至村民的生活自身也成了旅游资源,产业要素也被导入,“小组生”成为居、景、产三合一的空间。

  产业导入是“小组生”较之“大集中”的另一进步。农民在集中住上高楼并将土地流转之后做什么,是“大集中”时代的一大困惑。现在,农民与其营生的距离,在规划中被限定为10分钟。

  旅游观光、有机农业、花卉苗圃等成为农民的主要营生,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区的延伸地带或承接区,由强调城乡无差别到强调农村的功能性差异,是新农村建设理念上的一个转向。

  对居住集中度的调低,对审美的提升,由强调城乡无差别到强调农村的功能性差异,产业导入和升级,以及政府在城镇化中扮演的角色转变——退出红线之外,红线内的农民自己做主,是“小组生”对“大集中”时代的校正与创新,是新农村建设2.0版。


农村土地资源价值被激活

  成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成都市全面推进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就是以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推动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节约出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调整到符合规划的城镇挂钩使用,农民获得指标交易产生的收益。这样的做法大大增加了土地作为资本的流动性,解决了新农村建设“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新繁镇镇长钟毅对此的理解是:“用农村的资源来启动农村自身的建设。”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胡光伟则将这个思路总结为:“依托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激活农村土地资源价值。”

  其本质上是将土地资源转化为资本——土地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唯一本钱,纳入城乡间日益紧密的经济体系,而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的集中展示是确权颁证。“农民最害怕的是人走了,地没了。给农民颁证增强了农民的流动性。财产权利不划分清楚,农民就不能自由迁徙,他会惦记着家里还有一堆东西。”成都市委统筹委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

  据新都区统筹城乡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王诚介绍,新都区启动产权制度改革以来,共颁布了56万本各类权证,平均每家农户有四五个证,包括农村房屋所有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农用地的承包经营权证、集体资产的股权证、林权证等,面积很明确,产权划定清晰。农民有了产权证就可以去抵押融资或作价入股等,平等参与市场经济。

  “没有这些证书,农民就是端着金饭碗在讨饭。”郫县安德镇党委书记骆开富说,“确权之后,农民非常踏实,我有多少资源、可以拿多少资源来做什么事情,都很清楚。对接银行,银行认可这个权证。以前村镇房屋的产权证,银行不认,现在跟城里的产权证一样了。”

  作为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改革成果,“村公资金”也是成都市的一个创举。其意义在于财政下乡,相当于将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纳入财政预算。对于每个行政村和涉农社区,“村公资金”的额度都是至少20万元,逐年上涨,2014年为40万元,在2017年前,将达到至少60万元。

  这笔资金解决了新聚居区农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大邑县统筹办主任周刚认为,如果没有政府投入村公资金,农村的基础设施根本没可能改善,而很多地方没有土地整理,社会资本就不愿意投入。目前,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投入大,压力大。“要向中央呼吁,中央政府财政进一步向农村倾斜,把对农民的历史欠账补起来。”

  成都市在“小组生”实践中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设施标准化建设提出了“1+21”的配套要求。“1”指一个新型社区或一个综合体。后面的加数为文化活动室、卫生服务站、垃圾收集房、幼儿园、综合性便民服务中心(含水、电、气等代收代缴网点等)、全民健身广场、农贸市场、日用品放心店等。

  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保证了农民在“小组生”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是否参与、如何筹资、怎样建房、收益分配、权属调整,均由农民集体讨论决定。

  农民的民主意识是在成都市统筹城乡试验中逐步培养起来的。以“村公资金”的使用为例,很多村干部最初对这笔钱的使用程序有些排斥——每笔花销都要经过村民公决,村支书的财权被关进了笼子里。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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