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罗米2018-08-30

  一件明代青花孔雀花卉纹大盘,竟然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科雷尔博物馆;明明是《宝座上的圣母子》,穿的却是中国式的莲花图案长袍;四位武士有的拿着果品有的拿着剑,却是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胡人;湖南省博物馆的一匹东汉宝马,额上竟然长着长角;一件北魏时期的玻璃杯,原产地竟然是东罗马帝国;广东新会的美人像却和金发碧眼的西方美女像是一家人……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上,举目皆是这样“身份”特殊的展品。

  这些不同年份的艺术品,因何呈现出一种“混搭”的面目?


  蜻蜓眼“变异”

  “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这个展览名字颇有意思。丝绸之路是空间上的概念,文艺复兴则是时间上的节点,它们是如何奇妙对接起来的?

  在笔者看来,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它蕴藏的是一段漫长又丰富的中外文明沟通的历史,而文艺复兴也绝不单单是个时间概念,它显现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肇始,并且从此影响了整个欧洲和世界。

  这个神奇的名字组合,其核心正在“交融”二字。

  在长达6440公里的丝绸之路上,高山、大漠、戈壁、荒滩都无法阻挡旅人的脚步。商旅行人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穿梭不息,有形的货物和无形的文明一下子涌到这里,沿着这条路来来往往,由此形成了新的样貌。

  在展览上,最古老的物件是一些绚丽斑斓的小玻璃珠,它展现了丝绸之路的一段“前世”。

  这些玻璃珠之所以被称为“蜻蜓眼”,是因为珠身布满圆圈的纹样,像是蜻蜓巨大的复眼。

  这是公元前7世纪的物品(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它们的体量小到有点“不起眼”,但恰是中西交流最早的见证和最古老的遗存。

  这种“蜻蜓眼”玻璃珠最早产自埃及,是埃及人用来抵御“恶灵”侵犯的护身符。这晶莹艳丽的小珠子确实招人喜爱,于是在欧洲到中亚一带的大陆上,遍布着它的粉丝。很快,东亚大陆也出现了它们的身影。

  它们先是在新疆一带出土,后来竟扩展到了楚地,著名的曾侯乙墓里就发现了这样的玻璃珠,而且蔚然成串,东西方审美在这小物件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同样喜爱它的中国人自己琢磨出了烧制方法,并融入了自己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同心圆的间隔里加上了小圆点或者小线段,这样的蜻蜓眼少了驱邪避凶的神秘感,却增加了活泼的装饰性。

  毕竟历经了万水千山,原先驱邪逐魔的“神异”气息到了这里已渐渐稀薄了,东方人更看重的则是它的剔透和鲜艳。

  从埃及向东,欧亚大陆上许多地方都发掘出土过这样的“蜻蜓眼”,它每到一地便多多少少会发生一点细微的变化。

  文化的交融互通,被这小得不起眼的一点光彩,表现得如此新鲜生动。


  西域乐手唐三彩

  既然存在这样一条通道,人们交流的就不会仅仅只有这样的小物件。

  不知你是否发现,秦始皇兵马俑这样高度写实的雕塑作品,在我们早期的历史当中是十分罕见的。它像是突然受到某种启示而横空出世,但在完成这一批旷世之作后,又突然消失。

  有学者提出,兵马俑受到了域外的影响,高大的身形、独具表现力的神情乃至某些百戏俑写实的肌肉塑造,都和遥远的古希腊雕塑产生了某种隐秘的关联。

  当然,我们丝毫不用怀疑,兵马俑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原创作品,它如此写实的技艺,其实正体现了居于西北边地的秦国在中西交流中的前站地位。

  到了更为开放的唐朝,中国工匠更是广泛吸纳西方技艺,取其精华。

  以唐三彩作品为例,有一件三彩的骆驼载乐俑,由骆驼、乐手、乐器三部分构成,这三种元素都不是出自中原,却被最地道的中国陶瓷制品囊括其中。

  骆驼是西域一带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驼峰上坐着的乐手是西域胡人形象,他们高鼻深目、满脸络腮胡子、戴着高高的软帽子;乐手所执的乐器各不相同,有笛子、琵琶、阮、箜篌、胡琴等,它们来自胡地。

  在唐代,这些胡人不但是乐伎,还有许多直接在朝廷担任命官。让大唐命运彻底改变的安禄山,便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

  唐三彩中,还有那些神采飞扬的“三花马”“五花马”,它们的原型正是来自中亚大宛的良马。


  油画里的青花瓷

  文化艺术的影响并非只是自西向东,若想举例说明我们对世界的影响,一样东西就够了:瓷器。

  中国瓷器出口很早,唐代的长沙窑就是出口贸易中的明星。到了元代,青花瓷问世,这种白底蓝花的瓷器便成为了中国瓷器最鲜明的代表,也引发了全世界的狂热追捧。如今,在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宫里,还收藏着全世界最多的元青花瓷。

  到了明代,中国的青花瓷在陆路和水路贸易上都是大宗商品,它们的身影也随之出现在了当时的西方油画中。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画家乔凡尼·贝里尼的《诸神之宴》是最早出现青花瓷元素的作品之一,画面中,诸神的宴会上那一抹天青幽蓝,夺人眼目。

  对当时的欧洲家庭来说,拥有青花瓷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所以他们也很乐意让它出现在静物画里,以此显现生活的优裕和富足。于是,在17世纪荷兰擅长画室内静物的小画派笔下,总是会特意添上这样的白底蓝花。

  不过,千万别以为那些画里都是中国的青花瓷。其实,当年来自中国的瓷器极为昂贵难得,于是欧洲也“山寨”成风。不过,因为缺少必须的岭土和烧造技术,他们“山寨”出的只是一种白地蓝花的釉陶,由于胎体不如真正的瓷器致密坚实、盈润光洁,显得比较粗疏,只好称之为“软瓷”。

  展览上有一件17世纪的“美第奇软瓷罐”,便是当年仿烧的作品。

  除了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和德国都想窥破这“白色金子”的奥秘,由此也形成了许多著名的陶瓷烧造中心,但直到18世纪,他们才烧成了真正的瓷器。


  “混搭”美人像

  除了物质生活,在并不那么具体的精神世界里,中西的交流也同样热烈。

  泉州是海上丝路的起点,大量外来商人来此贸易、定居,这里因此成为了各种宗教的汇集地。基督教的十字架和佛教的莲花,甚至还有道教的太极,被古人充满想象力地组合在一起,它们留在石碑上、刻在柱石上,看起来竟然并不突兀。

  据考证,历史上曾在这里传播并留下踪迹的宗教多达几十种,它们在此和平相处,相互渗透。

  还有更叫人惊异的。

  展览中有一幅唐寅款送子观音像。说是观音,她的装束、头后巨大的圆光其实更接近西方的圣母;她怀中的孩儿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分明就是西方圣母子像中婴儿耶稣常用的祝福姿势。

  但也不能言之凿凿地断定这就是圣母,因为她细眉跣足、一身白衣,确实是我们中国观音的样子,她怀中的孩子也是如假包换的中国娃娃。

  甚至还有人猜测,我们的送子观音形象,或许也不乏西方圣母的影子。关于送子观音的雏型,还有学者追溯至古印度的鬼子母。鬼子母开始以婴孩为食,后来受到释迦牟尼佛的点化,成为了孩子的保护神,一度是民间的“送子娘娘”。

  中国观音、印度鬼子母、西方圣母,这三种宗教形象的起源之地,也恰好是丝路上三个重要的站点。

  你看,只这一幅画,便足以道出中西交流和影响的持续性、复杂性和广泛性了。

  除了严肃的宗教,还有活泼的时尚。在审美上,东西方竟然也有出人意料的借鉴,不得不佩服古人对于外来文明强烈的好奇心。

  展览上有一件缺损极其严重的明代木板油画“新会美人”,不知何人所绘,也不知画中人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们是两位皮肤白皙鼻梁高挺的西方美人,可行头却是我们的汉服高髻。

  不止如此,在14世纪的西方宗教绘画中,他们的圣母和圣徒均眉目细长,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面目;修士的服装,胸口处有一大块方形绣片,和我们的补子又何其相似。

  这样的细节,出人意料又令人莞尔,在历史的细枝末节里,文化的交流体现得这样鲜活而清晰。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7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