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罗米2018-10-11

  在古代,要是不懂音乐,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文化人。《周礼》中提到,培养公卿士大夫的后代一定要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乐”仅排在至高无上的“礼”之后,可见音乐的地位。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隆重而精妙的乐器,至今还能演奏出享誉世界的完美乐音,它就是曾侯乙编钟。

  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曾说:“什么能够代表中国?在我看来无外乎两者,一是秦始皇兵马俑,二是曾侯乙编钟。”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谈论曾侯乙编钟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音乐在古人生活中的独特角色。

  在古代,音乐并不仅仅是用来悦人耳目的。音乐肩负的担子很重,它被视为一种最有效的教化手段。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说的就是礼与乐的默契配合。

  比起礼,乐的形式更加丰富,传播的范围也更广,哪怕哼个小曲也都是一次“教化”,所以国家对它也就格外重视。

  这就不得不提到《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其实都是配着音乐的歌词,风、雅、颂分别有特定的使用场合和功能——颂是祭祀时的歌曲;雅是宫廷正统音乐,是天子赐酒宴饮之前唱的;风则是各地的民间小调。

  当时,音乐与道德伦理相连。孔子曾不止一次删定《诗经》,其标准就是“思无邪”,也就是思想纯正。对于情感太过外露放纵的“郑声”,孔子的态度是“放郑声,远佞人”。

  孔子还提出“为邦之道,乐则韶武”,更是把音乐和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我们常说自己是礼乐之邦,而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诸侯不再奉行周初的礼乐制度,便被称为“礼崩乐坏”。可见,乐一直都是礼的具体体现。

  也正因为如此,乐器在我们的礼仪系统里格外重要。


  气势撼人的青铜乐器

  因为古代的乐谱早已不存,所以现在能够展现周代礼乐盛世的,就只有那些青铜乐器了。

  青铜器都是礼器,所以这些乐器并非日常用于奏乐取乐,而是在祭祀中用来“定音”的。

  现存的青铜乐器当中,最著名、最盛大、最精妙的,便首推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

  这套编钟一共有64个钟和1个镈共65件,组合起来一共有三层,非常隆重宏大。

  根据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和文献考证,当时的曾国就是随国,所以曾侯乙就是随国名叫乙的国君。这位国君可能并无丰功伟绩,也缺少趣闻轶事,所以历史上很难找到关于他的记载。不过,因为这套编钟,他死后成为了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

  这套编钟总重5吨,长钟架长748厘米,短钟架长335厘米,现在被摆为曲尺形架在博物馆里,虽然一声不发,却气势撼人。

  在中下层的钟梁两端,各站着三位钟虡铜人,他们身着长袍腰挎佩剑,笔直挺拔,双手托举,和头一起顶起了沉沉的一排编钟。

  梁架两端和铜人脚下,则是密密麻麻的小蟠龙,它们看不见头也找不到尾,一条条紧紧缠绕堆叠,有些还是镂空的,倒让沉重的编钟显出了一丝剔透的轻灵感。

  很难想象这样繁复的装饰是如何制造的。公认的说法是,它是用失蜡法制作,即先用软蜡捏塑成型,再在蜡外敷上湿泥,等泥干透后就成了一个模子;工匠把模子加热,蜡便融化流出,再把青铜溶液倒进模子里,等冷却以后,便得到了这样剔透的结构。

  这样的大型乐器,显现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国力,也是一个国家的礼仪制度和文明。所以,像曾国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才会举全国之力,铸造这样宏伟壮观的乐器。


  沉默2400年后放声高歌

  当然,乐器比的不是花架子,它还得有真本事。

  令人惊叹的是,曾侯乙编钟的音域跨越五个八度,只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声部约占三个八度,几乎能奏出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可以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音乐作品。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高低音它都可以发得出来。

  更神奇的是,它能实现“一钟双音”。在编钟的鼓部,分别有一个正鼓音和侧鼓音,两个乐音之间都相隔三度音程,这可不是碰巧做出来的,而是经过了精心设计和铸造。

  它的奥妙就藏在钟壁和钟体内。钟腔内部藏着4条凸凹对称或不对称的音槽,对音槽进行不同的铸制和打磨就形成了不同的音调,再加上不同厚薄的钟壁,才会产生如此神奇微妙的效果。

  还有更讲究的。虽然编钟是青铜所铸,但其中的铅、锡含量被掌控得极为精准,所以它的音色如此清脆和谐,也为一钟双音提供了可能。

  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翔曾表示:“编钟的制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关乎音乐方面,还包罗比如声学、结构力学、冶金铸造、数学等方面,涉及多个学科,这些方面的成就在当时都是顶级的。曾侯乙编钟是当时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集大成者,从文化层面上来说,它甚至要超过秦始皇兵马俑。”

  我们无法得知这套钟为曾侯演奏的最后一曲是什么,不过,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被发掘出土后,它的声音传遍了四方。

  当年8月1日,这套沉默了2400多年的编钟“开了金口”。开篇便是高亢的《东方红》,接下来是古曲《楚商》、来自域外的名曲《一路平安》、奔放的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最后则以宏阔沉厚的《国际歌》收尾。

  “憋闷”了两千多年后放声高歌,它经受住了考验,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全被它轻松拿下。

  1984年,它又被请到了中南海“再展歌喉”, 在各国驻华大使前演奏了中华古曲《春江花月夜》和西方名曲《欢乐颂》,还有专门为它量身定制的《楚殇》。

  音乐是跨越国界、跨越种族的绝妙语言,而让编钟以这样壮丽华美的方式亮相,恰到好处地显现了我们作为礼乐之邦和文明古国的气质。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艺术推广人)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7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