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陈思呈2018-10-11

  数年前,我离开高校去媒体工作,几乎随时随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你后不后悔?

  高校的工作算得上是一个安稳的饭碗,这个大环境安稳,每年长长的寒暑假,校内有饭堂,有操场,有图书馆,全是免费的资源,连停车都是免费的。工作清闲,比起外面社会来说也算单纯,老了还有不菲的退休金。

  在父母看来,这份工作已经是我在人世间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如今想来,为什么要抛弃这个饭碗而选择媒体业,除了它确实不适合我之外,也恰恰因为,父母的态度给我的心理暗示——“你没有任何能力”——这个心理暗示足以毁掉一个人的生命力。出于本能,我想反抗。

  大概是为了让我别存在不安分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父母一直强调,我没有任何能力,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呆在高校,如果离开,马上就会被搞死,一旦离开,再找不到任何别的更合适的饭碗。

  果真如此吗?一个没有任何力量的人,必须借助体制大伞的人,如此的一生,激情何在?价值何在?体会不到自己的力量,再多的庇护也不能真正幸福。

  以年近四十的年纪踏入媒体,当然很没有优势。为了克服害怕的心理,我只能加倍疯狂地工作。当时领导让我做一个跟音乐有关的版面,接到任务当天,我马上到购书中心买了九百多块钱的相关书籍和碟片,然后用拉杠箱拉回家。

  那时,我有很多很多接近工作狂的行径。比如,部门领导如果让我做一个专题设计,我会供大于求地做出三四个方案,让朋友帮我选择出最佳方案。开选题会的时候,刚说好一个选题,把每个人的任务分工分配下去,我就马上用手机联系采访对象,一分钟都不耽误。基本上,每次开完选题会,我需要采访的人和采访的时间都落实了。

  那时候我有一个笔记本,每天要干什么事都记在上面,写得密密麻麻的,开会的时候如果领导说的跟我的事情无关,我也不会闲着,就开始打开那个本子反省我还有哪些事没有做,看起来像在做笔记,其实是在整理自己的日程表。

  为了节省时间,我每天打车上下班,上班很久了都没有关心过坐地铁该怎么坐。

  我把自己所有的朋友资源都用起来了,任何选题只要心里没底的,我都会仔细地请教朋友,所有的在媒体工作的朋友们都被我多次请教过。

  睡得很少,经常熬夜,醒的时候多数都坐着工作,午餐都是在电脑前一边写稿一边吃的。一年里腰围粗了很多,好多旧裤子都不能穿了。

  总之,那的确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最理想主义的工作狂时间。那两年实际上已经是媒体渐渐走向黄昏的时期,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放弃一个稳定的饭碗,投入到一个夕阳行业中去。但是不要紧啊,我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好。

  后来,媒体似乎“大滑坡”,有一大批同事离职,我也是其中一个,成为自由撰稿人,比起当初在高校悠闲的生活,区别可谓大矣。

  但,从媒体,到自由人,这个过程,我已经完全克服了父母的定论,终于体会到自己的力量。

  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至高的幸福。尽管“我想要的生活”是一个伪概念,因为它也在不停地修正和不停地调整中,可这有什么要紧呢?我有力量跟得上自己的需求。我可以在今天就否定昨天,也可以在明天就否定今天,但我有力量承受自己的否定,也有力量可以继续重新开始。

  从客观上讲,我的生活相比于以前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哪一种生活没有危险?在高校时压抑的生活不危险吗?内心的隐伤和无力不危险吗?

  即使到了今天,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你从高校稳定的岗位,转到一个夕阳行业,再变身自由职业者,到底后不后悔?

  这个问题我是答腻了。但也确实是我个人史上最重要的问题,它其实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没有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7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