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陆波2018-11-15

  老北京有句俗话:“大高殿前的牌楼——无依无靠”,形容人活得可怜,幼年失怙,亲朋寡淡,或漂泊异乡,冷暖自知。

  实际上,这三座大牌楼可是威风得很,它们是皇家建筑,其楠木楼柱粗壮,深埋地下,外加抱柱石围固,所以不需要戗柱支撑。而一般的四柱式牌楼必定要配八支戗柱,前后顶着牌楼柱子,以求稳固。北京冬季七八级大风也是有的,曾经有传言说大风把西直门都吹塌了,这是夸大其实,砖石垒造的城门不至于被吹塌,但西直门前的木质牌楼是被吹倒过,那是万历四十六年发生的事情。


  三面牌楼围合的警戒区

  大高玄殿,清朝为避康熙帝玄烨名讳,改“大高元殿”,百姓俗称“大高殿”,建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为明清两朝皇家道观,其位置在北海东南,景山西,陟山门街南,紫禁城西北,建国后一直为军队使用。

  楼宇失修,但依然完整保存,出现变故的是其门外的三座牌楼,就是著名的“无依无靠”牌楼。

  它们原本是大高玄殿附属建筑,其功能非常奇特,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安全通道,在为皇家服务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开放,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检查审视过往人等的门岗,有皇城的护卫把守此地,盯着过往百姓是否有可疑行踪等。

  这三座牌楼实际上是围合了一块“品”字形的“飞地”,这块飞地南北两侧都是皇家禁地——南为紫禁城,北为大高玄殿——隶属于皇室的道教宫苑。两者距离很近,可大高玄殿毕竟建在了紫禁城的城外,过了护城河,又过了一条道路(非今天的景山前街,而是南牌楼与护城河之间的路),所以大高玄殿宫苑大门之前的道路就很难处理了:如果断路,显然切断了东西城之间往来的重要通衢,如果还是寻常道路,那车水马龙喧嚣嘈杂,招摇经过皇家宫苑门口,草民接近皇家禁园,太不恭敬。

  于是,在“大高玄殿”宫门外建立了三面牌楼,环绕东、西、南三面,实际上围合了一块类似“飞地”的警戒区域。一般百姓只能从南牌楼南侧和护城河之间狭窄的道路挤过去,据说路宽只有4米。不过皇室才不把草民放在眼里,就这么建了个“品”字“堵头”,管你会不会被挤到筒子河里。

  如果皇帝要去大高玄殿活动,那就把道路一封,戒严,皇帝出神武门,过护城河桥,穿南牌楼,经过东西牌楼封闭的通道就可以直接进入大高玄殿了。所以说,三座牌楼围合了一块“警戒区”。

  因此,三座牌楼是不寻常的地界,明、清两朝均立有警示石碑:“王以下官民等在此下车马”。且在牌楼门洞安装木栅栏,便于封闭。

  从清朝末年留下的东西牌楼照片可知,安装的木栅栏随时可以开启,在什么情况下普通人可以通行,却没有相关记录。而南牌楼与护城河之间的4米路,是留给老百姓的日常通道。


  严嵩提额的传闻

  原本,这三座牌楼的制式一模一样,其中东、西两牌楼建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距今476年了;南牌楼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距今272年。三座牌楼均为四柱三间九楼庑殿式,覆黄琉璃瓦顶,牌楼支柱均采用粗大的楠木立柱,柱脚埋入地下很深,足够牢固。

  牌楼正中嵌有汉白玉石匾,上刻题额,据说东、西牌楼题额是嘉靖权臣严嵩的手迹,而南牌楼提额,正面(南面)为“乾元资始”,背面(北面)为“大德曰生”,是乾隆御笔,上有钤印。

  严嵩提额的传闻有可能是真的,嘉靖二十一年,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成为一品大员,开始得势。且严嵩书法在当时朝野堪为翘楚,不少人士收藏,这倒不完全是趋奉,的确是有独特风骨的好字。

  弘治十八年(1505),严嵩以二甲第二名的成绩被赐予进士,进入翰林院后其书法就已成就名声。他留在北京城内的这类“榜书”(以大字题署宫殿匾额的题字)特别多,除东牌楼上榜书“孔绥皇祚”“先天明境”,西牌楼上榜书“弘佑天民”“太极仙林”外,景山大门上的“北上门”榜书,朝阳门外大街建于明代的绿琉璃牌坊上的“永延帝祚”,宣武门菜市口的“鹤年堂”榜书,前门外铁柱宫许真人庙里的“忠孝”“净明”榜书,以及京城著名的酱菜园“六必居”、崇文门的“至公堂”,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翰林院署”等榜书,俱出自严嵩之手。虽然严嵩以奸臣恶名遗臭后世,但其书法造诣并不符合“字如其人”之说,亦不应因人废字。


  妨碍交通,不得不拆

  从李自成进京四处焚烧破坏,到整个清朝的风风雨雨,包括1860年英法联军入城,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扰等,这三座牌楼基本没有受损,维持到民国年间。

  最先坚持不住的是南牌楼。1917年,南牌楼的木柱受伤,向南倾斜,有倒塌之险,危及临护城河道路。当时大高玄殿尚属逊清皇室管辖,逊清内务府加设了支木试图稳固,但还是摇摇欲坠,这似乎隐喻大清朝已经倒台了,“无依无靠”的牌楼真的是无依无靠了。

  1920年5月,这座牌楼被拆除,仅余下东西两座牌楼。后因沿筒子河的道路只有四米宽,又有东西牌楼碍事,这里成了一个交通堵点,所以1929年将大高玄殿门前两座界墙及牌楼木栅拆除,辟新路通过东西牌楼;又将景山南端两侧界墙拆除,把原景山正门“北上门”划为故宫博物院之外门,原景山之第二门“景山门”改为景山之正门,形成早期的景山前街。

  这时期逊位王室已将紫禁城连带的附属宫院、设施统统交给了民国政府,政府才因现代生活便利的考量,将原紫禁城与景山、大高玄殿之间存在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建筑,包括牌楼,进行整理,东西牌楼栅栏拆除,成为人与车马可以通行的道路。

  1937年南侧牌楼照原样复建,不过拆除时木头柱子是截断的,四柱为水泥柱刷漆,外观上倒还是原明清风貌。只不过,没了皇上,老百姓可以自由穿越牌楼门洞,虽然有点碍事,但鉴于当时汽车不多,主要是马车或人力车使用,三座牌楼还算点缀出一道漂亮的风景线呢。

  进入上世纪50年代,北京人口激增,社会发展迅速,三座牌楼虽然好看但堵在道路上,其妨碍交通的弊端日益明显。

  1955年1月,为了改善景山前街的交通,东西两座牌楼被率先拆除。拆除工程从1月8日开始,1月14日完工。

  第二年,1956年5月28日至6月10日,在景山前街道路加宽工程中,南侧牌楼及习礼亭被拆除,同期被拆除的还有已经划归故宫的原景山北上门和两期连房等古建筑。今天看来,非常可惜,但当时在打通交通、拓宽马路与保留文物之间只能取此舍彼。


  在校园里部分“复活”

  这三座牌楼是分两次,在相隔接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拆除的。第一次拆除的东西牌楼作为一堆废料放在了一个地方,或许是仓库或者某个露天料场,而这个施工单位很有可能与当时正在京城西北郊建设中央党校的施工单位有某种关联。

  1960年前后,中央党校主校园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学校中部区域挖出一个人工湖,湖边辅以假山,种植花草树木,湖北岸正有一块空阔之地,便有美化装饰的想法。中央党校主校区建设于1955年至1963年,总设计师是梁思成邀请进京的戴念慈先生,施工单位为北京市建筑工程局第六工程公司,参与校园美化并负责建筑维护的是北京市“房修二公司”,而“房修二公司”恰恰有一个“古建处”,不知大高玄殿牌楼是不是他们拆的,但1960年中央党校需要美化校园的时候,古建处恰恰有保存的拆下来的大高玄殿文物废料可供挑选。

  据中央党校王秀华老师文章回忆,她亲自上门找到了原“房修二公司”修复牌楼的工作人员马炳坚和他的师傅王德宸、尤桂友了解情况,并从党校原负责校舍建设的老领导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当时党校向有关部门打申请报告,以美化校园的名义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于是从房修二公司古建处料场拉来了东西牌楼的散件,同时还把也是1955年前后拆除的隆福寺西碑亭的散件一并拉进校园。幸运的是,党校校园有足够大的空间安置文物,而美化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由头,这些文物便幸运地得到安置。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6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