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蒋光耘2018-11-29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神秘的古蜀文明,只留下几则神话和传说,这不仅让诗仙李白有感而发,也一直是萦绕在人们心中的千古谜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8座古城遗址,它们比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早了近千年,人们把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宝墩文化”。


  即将跨进文明的历史见证

  宝墩文化,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最早的考古学文化,距今有4500多年,是成都平原的又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在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居民已经过上了农耕定居的生活,有设防的聚落。如宝墩古城这样巨大的城邑,营造所需的劳务量是十分惊人的,仅城墙周长3200米、宽处约25米、高处约5米,土方量就超过了30万立方米。这需要众多劳动力、成年累月地不停劳作,还需要有高度集中的指挥、调度和组织协调体系方能建成——这无疑说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已出现了相当的剩余,社会结构已经超出原始氏族组织而变成复杂的酋邦制社会,城邑也成为政治权力与宗教文化的中心。

  宝墩文化至今未发现金属器,生产工具仅为石器,有的石器磨制十分精细,如圭形凿等近于玉器,制陶业虽停留在手制阶段,但其制品已十分精美,如敞口或盘口的圈足尊、喇叭口的高领罐等,线条端正、纹饰细致,这样的工艺水平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专业的工匠。

  当时的社会内部明显有了分化,但尚未发现有明确的阶级对抗的迹象。这时城的主要功能不是抵御外敌,而是作为防备洪灾的必要设施;防御猛兽袭击;显示部落联盟酋长的势大力强;举行盛大祭祀仪式的祭坛。

  宝墩文化时期的成都平原,只不过是四川盆地西部、方圆不过100公里的小平原,但同时共存有2到3个城池,如第二期有宝墩、芒城、紫竹三城;第三期有郫县古城、鱼凫、下芒三城;到第四期时有古城与鱼凫两城。

  在生产水平非常低下的龙山时代,城邑密集、人口膨胀,其结果必定会带来灾难。所以,这些城邑存在的年代一定不会太久,此兴彼废,各领风骚一二百年。因为,此时尚属酋邦制时代,是以血缘氏族部落的聚邑为疆域,而非国家以领土为疆域。酋邦制社会是一个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国家阶级社会过渡的门道,是—个社会转型时期。部落联盟的酋长据中心大城,村居筑小城聚居,人来筑城,族迁城废,天灾人祸,兴废消长,变化多端,才会留下古城址群。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三星堆文明的祖先?

  成都平原久远的历史中,蚕虫纵目、鱼凫神化仙去、杜宇化鹃、开明复活等传说,几乎是我们所认识到古蜀国历史的全部。

  1929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农民燕道诚无意中发现了大量的玉璋、玉璧等,由此开启了一扇“通古”大门,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阶段才逐渐清晰起来。

  一是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时期,约为公元前2700~公元前1800年;二是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200年;三是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200~公元前500年;四是以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为代表的战国青铜文化时期,约公元前500~公元前316年。此后,秦灭巴蜀,古蜀文明最终融入汉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发现宝墩古城遗址之后,考古工作者相继在成都平原发现了崇州双河古城和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等8座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以及同一时期数量众多的小型聚落,它们从成都平原西部边缘高地,逐渐向平原腹地发展。

  对宝墩文化8座古城的发掘与研究证明:它们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它不仅大大丰富了三星堆一期的文化内涵,并且可与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衔接。于是按考古学文化命名规则被称为“宝墩文化”,年代距今4500年至3700年前后,而它的下限,与三星堆文化紧密衔接。

  1986年夏,三星堆文化横空出世,震惊了世界。但随之而来的是,三星堆文化从哪里来?其渊源何在?三星堆文化之前的成都平原又居住着什么样的人群?这些疑问一直扑朔迷离。或许,宝墩文化的发现,将会提供一些有用的证据。


  日本学者寻根宝墩

  盛产水稻的日本一直认为,“农耕稻作”是日本文明的基础,而非印度、埃及、古巴比伦、中国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文化,即所谓的“小麦文明”。而中国通过多年来的考古发掘,长江流域发现史前稻谷遗存有110多处,国际学术界一致公认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日本学者将目光锁定在中国,日本早稻田大学还专门设置了长江流域考古队。当成都平原考古新发现的信息传到日本时,日本文化界泰斗、70多岁的梅原猛教授再也按捺不住了。

  在梅原猛的努力下,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成都市考古队、四川联大、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和早稻田大学联合组成的考察团,于1996年9月开始对宝墩古城遗址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发掘调查。

  考察团首先把目光瞄准了处于古城中心的那座长80米、宽40米、高6米的“古墩子”。

  考察团用磁场雷达探测和洛阳铲试探,印证了古墩子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工夯筑而成。墩丘呈长方形,由每级高2米的数级台阶层层堆砌组成,各级之间用黏土和沙子交错夯固。

  初探就能得到如此收获,日方人员非常兴奋,立即从日本国内邀请了三位名人来到发掘现场。第一位当然是梅原猛教授,另一位是日本著名企业家、资助人稻盛和夫先生,还有一位是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通口隆康教授。

  三位日本人站在这座刚刚清理出的祭台下,非常激动。梅原猛感慨道:“终于在这儿找到了根,不仅作为日本人,而是作为亚洲人找到了根。从发掘来看,这里是长江文明的发源地。我想若能解开长江文明之谜,那么世界史的内容将会改变!”

  不久,日本《读卖新闻》以《滔滔长江水,千年华夏文明》为题,对祭台作了报道,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大兴趣,使日本的寻根热骤然升温,日本的旅游团纷纷要求到成都宝墩遗址来观光寻根。

  考察团还采用无线电遥控飞行器对古城进行了航测与红外遥感摄影,对城址的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调查确认。古城东西长600米,南北长1000米,面积达60万平方米,比1995年推测的面积大了整整一倍。


  成都平原最早的史前古城

  为了进一步考察宝墩文化的起源、聚落结构、聚落变迁以及社会发展状况,2009年冬,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更大范围的详细调查和重点发掘工作。

  这一次又有了惊人的发现。在原宝墩古城的外围发现了更大的外圈城墙,在内城墙以外四个方向都确认有城墙或壕沟,其中东北边外城与内城城墙重合。城墙周长近6.2公里,面积扩展到了276万平方米。

  宝墩遗址成为继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之后国内第四大新石器时代城址。如此庞大的工程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令人难以想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民间力量所为,而是为了体现王权意志而举整个部族之力兴建的浩大工程。

  宝墩人居住的房屋基址为方形或长方形建筑,多为单间,双室套间很少。可以推测出,宝墩人先挖墙基槽,于槽内埋密集圆竹,内外抹泥,最后经火烘烤,形成“竹骨泥墙”建筑。这种建筑形式在成都平原一直沿袭到很晚的历史时期,三星堆文化也是这种建筑形式。此外还发掘出了作为特殊用途的干栏式建筑。

  植物考古显示,宝墩文化时期的人们以种植水稻为主,也种植少量的粟,采食野豌豆、野豇豆等豆类。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6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