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前,浙江居民办理二手房买卖登记,要到国土、住建、税务3个部门提交3套材料,等上一段时间;而现在,只需跑1个窗口,提供1套材料,1小时便能办妥。

  这一变化归功于浙江在2016年启动的“最多跑一次”改革。

  顾名思义,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市民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时,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情况下,从受理申请到形成办理结果的全过程只需一次上门或零上门。

  从前期“四张清单一张网”的铺设,到打破数据孤岛、做好数据治理、数据安全,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过去的近两年里,浙江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稳扎稳打,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走出了一条“互联网+政务”的特色之路。

  “这不单是省里的工作,更是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5600余万人口的政务问题。听上去简单,实则是一项非常繁杂的系统工程。”浙江省数据办副主任徐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徐颖所在的部门,正是这项改革的牵头组织实施者。

  借助互联网,浙江的政务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截至2017年底,“最多跑一次”的实现率和满意率分别达到87.9%和94.7%,成为中国电子政务的一个样板。


  明晰权责是关键

  实际上,早在2010年,浙江就曾领全国风气之先,搭建了网上办事大厅,将传统办证大厅的服务事项搬上了网。

  在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有关部门发现,“办证难、办证慢”的“顽疾”并未得到根治,多数市民对电子政务的流程仍然一知半解。

  在后来的内部检讨中,“症结”被找到。“不是互联网的问题,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权责不明晰,导致老百姓办事时不知道找谁,需要一趟趟、挨个部门去问。”徐颖说。

  江苏国泰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泰)副总经理朱明华对此深有体会。

  2014年3月,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负责行政权力清单、政府责任清单、投资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这四张清单梳理任务的正是江苏国泰。

  “比如环境污染处罚金的限定,浙江将处罚金额规定在1万~10万元的范围内。至于何种情况对应多少罚金以及背后的法律依据,被处罚者根本不清楚。”朱明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实际上,罚金的具体数额都有据可依,只是无明文规定,往往装在执法人员的脑子里。

  为了把这些政府服务事项“可视化”,朱明华带领团队多次和各级政府部门沟通,收集了大量资料,最终用3个月时间完成了“四张清单”的系统搭建。

  “‘四张清单’厘清了政府治理的边界,也为群众办事指明了方向。”徐颖说。

  此外,浙江还将此前的网上办事大厅升级成了如今的浙江政务服务网,也就是“一张网”。

  浙江政务服务网实现了网上晒权、网上行权、网上制权,其在建设之初就确定了全省一体化的顶层设计思想,力求以高度集约化的建设模式,实现行政权力集中进驻、网上服务集中提供、政务信息集中公开、数据资源集中共享。

  “在做‘互联网+政务’时,我们一直坚持互联网思维,秉持用户导向、问题导向,会根据用户访问情况以及网民反映的问题,不断调整和完善浙江政务服务网。”徐颖说。

  2016年,浙江曾对政务服务网进行过一次较大的改版。比如在平台上增加了自动监测的功能,能够统计哪些板块的用户访问量最多,哪些访问较少。根据监测结果,一些热门板块就会自动调整到平台页面靠前的明显位置。


  “数据跑”代替“人员跑”

  2014年开始的“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让老百姓办事“门难进、脸难看”的情况大为改观,但“反复跑、来回跑”的问题仍旧比较突出。

  徐颖分享了一个数据:在所有办理政府业务的群众中,只有30%的民众能一次性备齐所有材料顺利办完业务,剩余70%的人会因为没有一次性备齐材料而反复跑腿。

  在她看来,“原因在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隔阂严重,导致老百姓要跑多个部门交同样的材料。”

  为解决这一问题,2016年12月召开的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次年2月,浙江省政府印发《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改革的总体目标、实施步骤和责任分工等。

  探索之路,从无坦途。

  为使群众少跑腿,浙江曾将几个政府服务部门安排在一起办公。如此一来,群众和企业确实是只跑了一次,但要办理好业务,仍需工作人员在后台大量跑腿,消耗时间。

  在徐颖看来,真正的“互联网+政务”应该是数据代替人跑,而非工作人员代替群众跑,“让数据跑起来的前提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数据互通、共享。”

  于是,浙江开始全力推动数据共享。

  但这并非易事——每个部门都将自己的数据视若珍宝,并不愿意主动交出。为此,浙江专门出台了《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各部门将数据分享出来,将其称为各部门配合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首先要明确知道每一个事项需要什么材料,涉及哪些部门,然后列一个数据责任清单,让各职能部门按照清单填写自己负责的部分。”徐颖说,对一些信息化水平较低的部门,大量留存在纸质材料上的数据只能人工核实后录入。

  对提交的数据,浙江省数据办会根据筛选规则进行严格审查,只有符合标准的数据才能最终进入后台备用,未合格的数据则退回原单位重新整理,直到合格为止。

  不仅如此,浙江还在网上平台设置了针对数据的自我检查功能。如果办事人发现所用数据有误,可线上反馈意见,后台接收到信息后会将该数据第一时间回传给相关单位核实。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浙江省数据交换平台日均交换数据2000万条,省数据共享平台已有13500多个可共享数据项,每月数据共享量突破1000万次。

  “数据不单是‘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础,也是‘互联网+政务’能够成功推行的关键。”徐颖说,目前,浙江省数据办已经完成了全省将近80%~90%的数据摸底工作。


  被脱名处理的数据

  数据共享之后,如何在互联网空间保障其安全成为另一大难题。

  “数据安全不解决,不仅相关单位不会放心地把数据给你,使用方也不会安心地使用。”徐颖指出。

  首先要解决的是数据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存放在政务服务网后台的政务数据涉及到的使用主体有两类:政府工作人员及用户本人。

  “使用过程中,如果工作人员可以随意在后台查看用户的各类数据,那个人隐私就容易被泄露。”徐颖说,为了充分保障个人隐私数据,哪怕是程序测试所用到的样本数据,也会进行脱名处理。

  同时,工作人员的电脑也会受到严格监控,详细记录每个数据的使用人(查看人),确保用户数据每一步的使用都有迹可循,一旦出问题就能及时查到源头。

  在使用端,用户提取、查询数据也有相关安全措施,以防止个人数据被盗用。

  “以往的线下窗口,用户数据一般要由当事人到服务大厅直接授权后才能调取。但互联网不一样,无人查验,犯罪分子有可能用假身份信息去查询个人数据。”徐颖说。

  因此,浙江将应用于线下的“用户授权”环节转移到了线上,通过建立全省统一的用户身份认证体系,引入“人脸识别”等最新的生物识别技术,实现各级各部门550多个网上办事系统“一点登录、全网漫游”。

  此外,所有汇集到互联网上的数据还进行了等级分类:一类是可以充分共享的数据信息库,如指纹、血型及等个人生物特征类信息;一类则是涉及个人隐私而要进行受限共享的数据信息库。前者防护等级较低,后者则需要多方授权才可使用。

  与此同时,依靠阿里云提供的数据管理服务,浙江的政务数据存储和传输可达到较高的安全级别。“阿里云在数据安全上的技术能力和防控水平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是领先的。”徐颖说。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6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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