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骆晓昀2019-03-21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凌晨时分,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突然接到黄岩一皮鞋厂老板池幼章的紧急电话:“老师,我做了一件事,心里有些忐忑。”

  史晋川本人,也与这件事有些关联——爱读书的池幼章喜欢请浙江大学的一些教授到他的皮鞋厂给工人们讲讲文天祥、岳飞等人物的历史故事。当时的黄岩市委宣传部得知后,整理了一份“民营企业家出资请大学教授为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汇报材料,引起了浙江省领导的重视。

  市里有关部门打算安排省领导周末到皮鞋厂参观。池幼章却回复说:“礼拜天工人要休息的。”市里提出“周末加班搞爱国主义教育”。他又反问:“如果我有事礼拜天去政府部门,你们给不给我加班?”

  “话是说出去了,心里还是不安,所以就有了那个寻求帮助的电话。”史晋川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这件事,颇有些让政府“下不来台”的意味,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池幼章和他的企业从未因此被“另眼相看”。不久前,作为浙江利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池幼章还被评为2018年度“风云浙商”。

  观察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哪座城市真正构建起“民企友好型城市”,赢得民企信任,哪座城市就会在今天的各项发展榜单上有着骄人成绩。

  其中,杭州、宁波、温州政府与民营企业数十年的“倾心相交”,尤其值得铭记。


  政府“默许”下的序章

  2018年9月,越剧现代戏《柳市故事》在乐清大剧院首演。故事穿越到改革开放初期,以温州民营经济先行者“八大王”为原型,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

  柳市称“市”,其实只是温州代管的乐清市下辖的小镇,因镇上一棵大柳树下曾是生意人云集的市场而得名。改革开放前,全镇户籍人口13万,人均耕地0.4亩,总面积不到50平方公里。正是在这个芝麻绿豆大的地方,“八大王”揭开了民营经济的序幕。

  “八大王”,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柳市镇出现了“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机电大王”郑元忠等八位民营经济先锋。

  “胆子非常大,非常勤快。”《乐清日报》记者、《柳市故事》编剧汤琴如此评价“八大王”的致富秘诀。

  史晋川告诉本刊记者:“浙江民营经济的起源从地域角度可分为浙东北模式和浙东南模式。杭州、宁波属于浙东北模式代表,温州则是浙东南模式代表。”

  浙东北模式多为能人创业,在引领村镇企业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做大;在浙东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许多民营企业是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悄悄积累。


  “赢在起跑线上”

  史晋川曾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民营经济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

  在他看来,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起点,到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十年是浙江民营经济成熟发展的第一阶段。

  2002年前,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用于吃穿消费,温州人以敏锐的意识抓住了“小商品”这一刚性需求“大市场”,销售版图很快覆盖东北、西北和华北。

  在改革开放早期,温州、杭州、宁波的民营经济之所以能成就“浙江模式”,大举攻城略地,与当地独特的政策环境不无关系。

  “一个原因是地方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自主权。浙江长期以来的制度设计是‘省管县’,县域事务向省里汇报、财政与省里对接,权力下放使得基层发展经济积极性很高。”史晋川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数据,当年“中国百强县”中,浙江以30个县(市)进入榜单,力压山东、江苏、广东三个经济大省。富阳、萧山、余杭、临安、义乌、瑞安、黄岩……这些环绕着杭州、宁波、温州等中心的中小城市,随着“苏泊尔”“钱江摩托”“纳爱斯”等当地知名品牌而声名远播。

  “另一政策因素在于浙江从省到市,政府部门从一开始的默许,逐渐转向给予民企全力支持,城市管理者与民企之间的默契,为民营经济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史晋川说。

  可以说,浙江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初是“赢在了起跑线上”,而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大环境的变化又给民营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如何升级的新命题。


  把企业推出“舒适区”

  2000年,张耀子承父业在杭州做起了丝绸批发。几年后,他的门店门庭若市,每天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

  “中国加入WTO对于民营企业是重大利好。”史晋川认为,总体上看,从加入WTO到2008年出现国际金融危机的七年,是浙江民营经济从“小商品、国内大市场”向“小商品、国际大市场”转变的七年。

  国际市场的打开,为产业的复制扩张提供了空间,但是,一个负面效果就是这个时期的浙江民营企业家在主观和客观上都陷入了某种“舒适区”,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方面放缓了步子。

  张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他作为二级批发商生意越来越顺,一度考虑过进入生产环节。“但是做大生意或参与生产设计环节,肯定要增加投入,风险不可控。既然批发这么赚钱,为什么要增加风险?”

  “可是,不走出‘舒适区’,不投入力量转型升级,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就会很弱。” 史晋川所指的,即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民营企业面临的状况。

  事实上,中央和地方对此早有预判。2003年,浙江就提出以“倒逼机制”促使企业苦练内功,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吉利从台州出发,真正比较好的发展是从宁波开始的,所以非常感谢宁波市委、市政府及相关方面对吉利的支持和帮助。”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向媒体这样表述。

  史晋川告诉本刊记者,这个表述的背景是,“宁波以重工业撬动产业升级,充分发挥了政府制定战略为企业指引方向的功能。”

  2013年以来,宁波面临生态、要素、产业结构倒逼及全球经济萎缩考验,市委市政府强化创新驱动的决心,对企业提出加速传统产业升级、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目标。

  在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宁波有17家企业入围,上榜数浙江第二,全国第七。以均胜电子的王剑峰、激智科技的张彦、江丰电子的姚力军、方太的茅忠群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企业家,已经接过百年“宁波帮”的大旗。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7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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