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陈融雪2014-12-04

  专门为老年人设计、制造的用品,正逐渐开始影响中国的老龄化国家建设以及老年人优待政策。

  根据此前《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老年人优待是政府和社会在做好公民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在医、食、住、用、行、娱等方面,积极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补贴、优先优惠和便利服务,是增进老年人福祉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目前与中国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是:由于过去30多年来形成的独特家庭结构以及传统养老习惯,能否为居家独处的老年人提供生活便利,已成为一个关系国家前进、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比如,老年人如何安全、便捷地洗澡——卫生间已成为对老年人及其家庭威胁最大的场所,大多数导致老年人瘫痪或去世的摔伤,都发生在这里。

  在日美等老龄产业发达的国家,通过老龄用品——特殊防滑地板、自动洗澡机乃至专门的卫生间装修,有效降低了这一隐患。

  不过,在全球60000多种老龄产品中,中国市场可见的只有2000多种。而日本则有40000多种。

  虽然早在“十五”期间就提出了对老龄产业发展给予税收优惠、费用减免、信贷支持等措施,乃至“十二五”期间提出完善老龄产业政策等,但中国的老龄产品企业还远未感受到政策的“温暖”。


“被独资”的助听器市场

  右手边是海鲜大酒楼,后面是一家夜总会KTV,虽然白天里霓虹招牌并不璀璨,但仍然足以遮掩天津市助听器厂的标牌——破旧的两层小厂房,是中国最早以及最专业的助听器厂。

  现在这个场景,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的话说——“惨痛”。而对于今天中国上千万老龄人口来说,听力辅助器材市场可观。

  “按照中国残联2006年统计,中国有2780万需要听力辅助器材的人,虽然现在只有每年几十万的市场,但我们每年的销售量也不过一万。”在二楼的厂长办公室,董事长唐惠德告诉本刊,中国助听器市场已基本为六大国外巨头所垄断——瑞士峰力,德国西门子,美国斯达克,丹麦奥迪康、瑞声达和唯听。

  “丹麦就有三大品牌。我们有2000多万听力辅助器材需求者,而丹麦全国只有2000多万人口。”唐惠德说。

  天津市助听器厂于1960年建厂。唐惠德自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已工作了40多年,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该厂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期,他曾亲自给邓小平、彭真等国家领导人验配助听器。

  也有领导人在外国品牌助听器店配助听器不理想,到天津市助听器厂才配上满意的助听器。

  “当时好些同志从国外回来,都给小平同志带助听器,但没有一个他满意的。301医院副院长姜泗长就找我去给小平配。小平很满意,把别人送的外国产品转送给陈锡联上将,但陈锡联上将也来找我,直接就说‘要配和小平一样的’。”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外国品牌进驻中国,还得找天津市助听器厂合作。

  “西门子、斯达康都和我们合作过。做来料加工、组装销售,但慢慢地,我们就被他们赶出来了。”唐惠德回忆说,“很多中国人给他们出主意,要独资,后来这些中国人就去那里做负责人去了。”其中不少人就来自天津市助听器厂的国内竞争对手。

  就此,在助听器市场上,外商独资逐渐逼退国企和合资企业。

  1987年丹麦的达那福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国内生产耳背式助听器的外国厂家。1991年峰力打进中国市场,奥迪康则在南京建组装线。

  1995年至1996年德国西门子和美国斯达克分别在苏州建厂生产助听器。1998年加拿大奥机托、丹麦唯听分别在成都、上海建立办事处。到新世纪初期,只有日本助听器没打进中国市场。

  如今,中国的助听器市场每年的实际销售额约11亿元人民币。随着中国老年人口的增加,这个市场每年以15%至20%的速度增长。在2000多万助听器材需求者中,一般认为有一半来自老龄人口。

  一个特殊背景是,空巢老人增多。这部分老人必须借助高科技手段和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生活。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使助听器逐渐成为老年人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目前对中国老年性听力损失发病率的统计差异较大,下限是35%,最高达98.9%,影响语言频率的患者比例为90%。

  如果无法借助助听器等得到缓解,老年性耳聋的直接后果是:由于与外界交流减少,大脑运动减少,增加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可能性。

  然而,面对如此市场,天津市助听器厂只能用出租房屋的租金补贴助听器——为了给工人们发工资,把三分之二的厂房租给了夜总会和酒楼。这两年租户的商业效益也不好,收取租金要花费很大精力。

  说起2014年10月上旬在广东举办的老年人用品博览会,唐惠德和一旁的厂领导都伸长了脖子:“我们想去!可是没有钱!”

  

失灵的台湾模式

  从整体来看,中国的老龄用品业正处于初创阶段,基本起步于残疾人事业——大量产品都与残疾人康复用品交叉重叠。“正是得益于残联的帮扶,我们才发展到今天!”在天津慈济康复器材厂,身兼董事长、总经理和厂长三职的张克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慈济办公楼大厅,一个大大的牌子上写着“打造中国康复设备第一品牌”。

  张克霞原本是天津市政府的翻译。上世纪90年代公派日本期间,因母亲偏瘫,她给母亲买过助行器和轮椅车,开始接触这个行业。

  在日本的十几年里,她目睹了这个国家残疾人的生活方式,回国便径直找到天津残联,“想看看我们的残疾人是怎么生活的。”

  看到残疾儿童被硬性固定在凳子上时,她掉下泪来——“我们竟然连个设备都没有!”于是辞掉“铁饭碗”,起灶办厂—— “想把国外的产品国内化”。

  她的“笨办法”是把一些高福利国家的老龄用品买过来,拆开研究,再生产。现在,慈济康复器材厂500多种产品里的自主研发产品已高达90%,十多个厂房遍布全国,还销往日本、德国等五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劳动力成本低,比外国产品具备价格优势。但在国内市场,我们和国外品牌竞争,拼的是更多更好的本土服务。”她以海尔冰箱为榜样——服务取胜。

  “但是,有些高端产品,我们还差得远。比如老人沐浴设备和大小便设备,又比如无障碍坡道,我们和人家的材料都不一样。我们用铝合金,人家用的是钛合金。无论是材料进口,还是技术研发,对我们来说都太贵了。”张克霞举例说,铝合金一公斤不到25元,而钛合金则要到400元到600元。

  而且,钛合金材料是机械加工行业公认的最难加工的材料之一,其加工成本是材料价值的数倍到数十倍。

  “我们在同行业中位居前三,但是做事需要有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国康复设备第一品牌’!”张克霞说。

  中国市场上目前有2000多种老龄用品,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几乎全部拥有这些产品。

  总经理毛勇曾任联合国难民署驻华难民办的项目官员。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是依托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的技术优势,“为实现中心科研与行业市场的无缝对接,为开拓先进的康复辅具在国内的产业化发展,为形成、树立国内辅具行业的一流、本土品牌而出现的。”

  这个中心的前身是民政部于1979年成立的假肢研究所,经院士联名上书,于2006年升格为研发中心、民政部正局级事业单位。第二年毛勇到研发中心工作,从党办副主任、综合部副主任、兼职公司副总一步步走到今天。

  然而,由最初的行政工作,到现在的市场化运营,由原来被动的执行到现在主动的统筹,却令他一度辗转难眠——如何调整,适应角色的转换,是他内心的巨大挑战。

  在他任总经理之前,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还处于亏损状态。因是与台湾成立的合资企业,彼时总经理由台方出任,不料在台湾成功经销的模式在大陆却严重失灵。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7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