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李在磊 特约撰稿李振2015-01-29

  20岁的餐厅服务员小萍性格爽朗,从湖南岳阳老家到广州刚刚3个月,已经与店里的老员工打成一片。

  招呼完一拨客人,她又让贵州收银女孩再检查一遍自己现学的“速成英文”。小萍的英文发音里,混杂着若隐若现的“非洲口音”。

  这并不影响她与客人进行基本交流。很多像尼日利亚人马杜这样的老主顾,都能讲一口地道的“广东普通话”。

  马杜说话时,舌头怎么也打不起“卷”,总是不由自主地伸长舌头抵住齿龈,把“吃饭”这样的字眼读成平舌音。但诸如“靓仔”(帅哥)、“两公婆”(两口子)、“没所谓”(无所谓)等粤式词汇,他都能脱口而出。

  每次点餐,小萍直接将马杜与他的广东妻子,引至他们习惯的倒数第一排餐桌前就坐。这家位于广州地铁二号线三元里站C2出口的非洲饭店,成为在穗非洲人的一个聚集点。


与自己的孩子交流都有问题

  店里的大厨阿发本名阿尔法,架不住店里伙计老谢、七哥拿他生疏的汉语发音开玩笑,干脆起了这样一个非常广东的名字。凭借语言优势,他有时还会客串“跑堂”,为餐厅里几乎清一色的非洲顾客点餐、上菜。

  “不要问我工资,我不是打工的。”阿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不是餐厅的服务人员,而是老板特地请到中国来帮忙照看生意的。

  最近阿发肩上的担子重了不少,因为这家快餐店的老板艾克,正在为挽救自己即将崩溃的跨国婚姻而焦头烂额,疏于管理饭店事务。

  “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是要离婚。”尼日利亚人艾克来中国已十几年,在广州的黑人商界小有名气,熟悉的朋友纷纷为他的情感挫折而忧心。

  从事中非贸易多年的女商人何保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广州的非洲人虽然很多,但圈子就那么大,很多人、很多事都无法保密。而每一个异乡打拼者的人生际遇,其实都大同小异。

  何保愉是广州增城人,她的布隆迪老友处巴、麦迪娜夫妇在广州的小北也开了一家非洲餐厅。通过这对朋友,何保愉认识了自己的先生,布隆迪黑人黄涛。

  在何保愉、黄涛位于广州小北天秀大厦的贸易公司,本刊记者见到了已经为非洲老板工作8年的湖北襄阳人郭书国。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广州的非洲人最开始只能“跑单帮”,奋斗好多年才开得起自己的贸易公司,而有实力开餐厅的黑人则少之又少。

  然而,在外人看来事业有成的处巴、麦迪娜烦恼并不少。

  虽然在广州打拼多年,但处巴和妻子仍不会讲中文,英文也只略懂一点,平时两人只用布隆迪的一种土语交流。而他们的大女儿泰雅、小儿子杰德在中国出生、长大,能说流利的普通话、英语,但已经不会说非洲本土语言。

  “他们与自己的孩子交流都有问题。”何保愉说,泰雅8岁,杰德6岁,都在中英文学校上学。他们的父母非常担心孩子长大后,会完全不适应布隆迪的生活方式。

  

与非洲人打交道的默契

  在何保愉看来,泰迪、杰德除了肤色不同,生活习惯上与中国小孩完全没有差别。

  泰雅剪掉了适合非洲人发质的小辫子发型,留起了齐刘海,杰德则热衷于收集班主任奖励的小红花。在何保愉的办公室里,张贴着姐弟俩荣获的“阳光宝贝”“立定跳远冠军”奖状。

  两个孩子吃馒头,喝稀饭,讲普通话,但是带着湖北口音,因为在他们家工作了近十年的保姆是湖北人。泰雅和杰德还会随保姆回湖北老家过春节。

  “只要摸透脾气,非洲人其实很好相处。”郭书国说。在广州,非洲人与中国人亲密相处的故事并不少。

  马杜的孩子也在中国出生长大,能说一口地道的粤语。马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1998年来到中国,是到广州闯荡的最早一批非洲人,开始做摩托车配件贸易,后来转为护肤品,因为做生意,在广东江门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劳红,结婚后在江门买了房子。

  虽然中国话说得很好,但马杜看不懂汉字,所以劳红也是他生意上的好帮手。

  从事非洲签证中介服务的柳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非洲人大量进入广州后,因为语言、文化上的隔阂,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心。实际上,到广州淘金的非洲人都是为赚钱而来,本着和气生财的原则,绝大部分人都会遵纪守法。“能发财的都是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办事、不乱来的人。”他说。

  柳松曾是援非技术人员,援建项目完成后留在尼日利亚创业,回国后选择落脚广州。

  他曾想向政府建议,设立专门的非洲贸易城以便集中管理,但这个想法在何保愉看来不现实,也没必要。她说,经过多年的磨合,政府管理人员、大厦物业,以及保安、非洲人的雇员,都已经形成了与非洲人打交道的默契。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李志刚,是最早研究“非洲人在广州”课题的专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广州的小北路已经形成了包容非洲人聚居生活的氛围,这种“社区感”的形成并不容易,需要时间的积累,“这恰恰是管理上成功的一面”。


中非跨国婚姻大量出现

  李志刚在调研中发现,广州的中非混血儿童以5〜7岁居多,这是因为2008年以后,签证制度相对严格,为了延长签证时间,一些中非跨国婚姻开始大量出现。

  那么,在广州的非洲人数量到底有多少?李志刚说,广州市公安部门给出的数字是1.6万〜2万,这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据。“网上传的几十万,应该是‘候鸟式’的非洲人,常住广州的没那么多。”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目前在穗的非洲人已遍布非洲54个国家,留学生群体也来自52个国家。其中,广州市越秀区和白云区是非洲人在穗集散地,60%居住在白云区的三元里和越秀区的小北两个核心区域。

  何保愉对本刊记者说,三元里的非洲人以来自尼日利亚等西非国家的群体居多,在小北活动的非洲人多来自乌干达、布隆迪等东非国家。

  虽然非洲人社区越来越成熟,但非洲人也“越来越谨慎,不太愿意讲。”李志刚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2005年,在广州的非洲人群体刚刚开始被媒体关注的时候,人们抱着“欣喜”的态度去看待新事物、新现象,但随着媒体曝光越来越频繁,一些问题被放大,造成了外界对他们的一些误解。

  在李志刚看来,远渡重洋来到广州的非洲人,大多具备吃苦、奋斗的“正能量”。他们在各自的国家也属于中产以上的阶层,身上有富于折腾、冒险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到广州寻找机会的同时,也把非洲这个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开放给了中国。

  正是由于与非洲老板建立起默契合作关系,郭书国攒够了在老家湖北襄阳买房子的本钱。“像他这样,给非洲人打工在老家盖房子买房子的人不少。”何保愉说。

  当然,非洲老板在促进中非贸易的同时,也赚取了可观的利润,这也是广州的非洲人群体越来越大的原因。而对于黄涛来讲,他来广州生活则是因为爱情。

  黄涛7岁时父母死于当地的战乱,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将他送往意大利后,他被米兰的一家教堂收养了9年。此后,黄涛先是重返故土,又去迪拜谋生,最后跟何保愉留在了广州。

  黄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正在考中文版的驾照,努力融入广州的生活。




瞭望东方周刊 总第 77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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